2009年，剛跨出校門的我踏入職場，從事人生第一份工作。上班第一天，人事部同事告訴我，我的起薪比原本應得的少了幾個百分點。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公司不得不削減成本，而尚未領到第一個月薪水的我也得面對減薪，與其他同事同舟共濟。
慶幸的是，新加坡經濟很快走出陰霾，隔年便大幅反彈，取得14.7％增長。渡過難關後，公司也把之前削減的薪水補償給員工。雖然那不是我國經曆的首次經濟衰退，但卻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感受到它的沖擊，也是我對經濟衰退的唯一記憶。
七年後，昨天坐在媒體席上的我，再次體會到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16道口頭詢問、10多名議員起身補充發問、三位部長輪流作答，昨天的口頭詢問環節針對經濟前景、失業裁員等課題，進行將近一個半小時的辯論。印象中，過去幾年的國會中，除了少數辯論貿工部和人力部開支預算的場合，很少有那麽多議員在同一場國會集中對經濟和就業課題發問。
作爲一個城市小國，新加坡在過去51年取得的發展和獲得的國際認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國在經濟上保持的強大競爭力，而經濟能否繼續擁有活力，也是政府一直都有的顧慮。
2011年大選後，新加坡社會被廣泛視爲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透過大量外籍員工湧入、基礎設施不堪重負、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放大，導致民衆擔憂甚至懼怕增長，也讓政府被扣上“不顧一切追求經濟增長”的帽子。
因此在過去幾年，國會議事廳不時有議員替國人的這種擔憂向部長請命，希望政府不要忽略國家爲經濟增長付出的社會代價，反倒是督促政府重視經濟增長的那把聲音變得少之又少。關于經濟增長重要性的論述一度備受忌諱，提出這樣的觀點者也總是小心翼翼，不忘加入包容增長、分享增長果實等論述。
國會議事風向轉變，再度出現衆多議員關注經濟增長的場面，一方面顯示過去幾年諸多加強社會安全網的措施落實後，人民對社會問題的擔憂情緒已有很大改善。另一方面，這也凸顯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我國經濟正在步入新常態，國家面對的燃眉之急漸漸從社會問題再次回到經濟問題。
受全球增長疲弱、中國經濟轉型、英國脫歐等因素影響，我國今年的經濟增長將處于1％至2％預測範圍的低端，未來幾年的年增幅估計也將維持在2％至3％的較低水平。
此外，就業市場也不容樂觀，受人口結構變化影響，本地勞動隊伍增長明顯放緩，若我國要避免過度依賴外籍員工，通過提高生産力推動經濟增長已變得刻不容緩。
如果說2009年的金融危機，對當時的新加坡而言只是一種短痛，下來經濟將經曆的艱難時期或許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也意味著像我這樣鮮少有經濟衰退記憶的人，得做好准備面對新的經濟常態，思考減薪會如何影響我的生活，我是否得學習新的技能，在面對裁員時能否中途轉業。企業也得擔憂訂單是否會持續下滑，要如何提高競爭力，開拓新的市場尋找商機。政府除了要協助企業提升、幫助失業者重返職場，也要想想大量社會開支“錢從哪裏來”的問題。
誠如人力部長林瑞生所說，我們希望這段“過渡性的短痛不會變成新常態下的長痛”，如何把長痛轉爲短痛，或者把痛苦的程度減低一些，將是員工、企業和政府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