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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用主義（Pragmatic）的執政方針
李光耀執政最大的特點，就是徹底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他既不拘泥于某一種理論或者思想，對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也不感興趣。他所關注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管理剛獨立的新加坡，照顧200萬新加坡人的生計”。因爲有了這樣的終極目標，才使他能在建國後專注于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像很多其他的新近獨立國家一樣，陷入民主的亂局。在這一點上，他和鄧小平很相似，兩人都英明務實，不癡迷于宏大的哲學和治國觀念，而以經濟發展爲首要目標，在具體的政策中靈活多變，善于根據實際情況而調整。實際上，這兩人也是惺惺相惜、神交已久的好友。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在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中一覽無余。以英語政策爲例，新加坡剛獨立時，以講閩南語和粵語的華人爲主體，馬來、印度族裔各自都講自己的母語。然而李光耀爲了經濟發展和吸引投資的需要，強行要求學校用英語教學，取締了傳統的華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學。李光耀因爲這一政策備受批評。一般意見認爲，從小接受英文教學的華族孩子，長大後會變得冷漠，缺乏勤勞、刻苦、誠敬等華人傳統價值觀，丟失了華人的文化傳統。李光耀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甚至堅持讓自己的三個孩子都在華校接受小學教育。他堅持普及英語並非出自個人好惡，而是因爲他認爲這是對經濟發展最合理、最實用的政策，因此他敢于頂著巨大的阻力，將英語政策貫徹下去。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爲新加坡人大都能熟練地使用英語，使新加坡在接受國外直接投資、培訓和教育工人等方面獲得了極大的優勢，對于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後來到了80年代，當新加坡人已經相當富裕之後，行動黨政府又開始推廣“講華語運動”，試圖重塑華人的價值觀和文化。這並非是治國思想的反複無常，而是因爲時移世易，新的政策在新的環境下更加合理、更加實用罷了。這種政策上的斷裂性和反複性，在新加坡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和修建賭場（李光耀曾說過，要修建賭場，除非“跨過我的屍體”）等方面也都有所體現。這樣的政策在經濟上的成果有目共睹，但至于在社會文化層面上是否贻害更多，這就見仁見智了。
2. 富有遠見的政策
對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也許最讓人佩服的一點是他們所采取的一系列高明的、極有遠見的政策。這其中不乏有實用主義指導思想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領導人個人的遠見和洞察力。新加坡剛建國時，由韓瑞生領導的經濟發展局提出了幾個産業發展的重點方向，包括船舶維修、化學産品、電氣設備與用具等，這些後來都被證明是極其正確的選擇。時至今日，新加坡已經成爲亞洲最重要的港口服務、石油精煉和高端電子芯片産品的生産基地。同曆史和區域地位類似的香港相比，新加坡有前瞻性、預見性地發展起來的經濟比香港自由生長的經濟在産業結構上更加合理，發展潛力似乎也更大。另外，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政策，在提高社會儲蓄率、抑制通脹的同時也解決了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社保問題，在經濟下行的時候還能起到緩解失業壓力的作用，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典範（雖然最近遇到了一些問題）。
李光耀個人的遠見卓識，從他堅持建設綠化城市、花園城市就能看出來。忘了是在書中哪裏提到過，他堅持在樟宜機場到市區的高速公路兩旁種上高大的灌木，並修建高爾夫球場，是爲了讓外國的投資方、政府要員在抵達新加坡之後首先看到一個漂亮、幹淨、富裕的新加坡，使他們更願意在這裏投資。他也看到，“如果能在公共安全、個人安全、保健、教育、電信、交通和服務方面達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會成爲那些在本區域有商業關系的企業家、工程師、經理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基地。因此，我們必須培訓人民，使他們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務。”這樣的道理也許人人都懂，但真能像李光耀這樣早早地預見到並通過政策貫徹落實的，可謂寥寥無幾。
3. 穩定的政治環境
做生意的人希望和穩定、可以預測的夥伴談生意，這一點對國家也不例外。爲了吸引投資和貿易，新加坡需要一個極其穩定的政治環境。李光耀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通過一系列政治、社會和種族政策來確保了這一點。
在維護社會穩定上，新加坡擁有先天的不足：它是個以華人爲主體的多民族的國家，曆史上又有種族沖突的先例，兩旁是多少有些敵視華人的馬來西亞和印尼。1964年的種族暴亂的導火索即有一份馬來報紙參與。然而四十多年過去了，新加坡卻沒有再爆發大規模的種族沖突，這離不開政府的民族混居政策、少數族群保護政策和國民意識的培養，以及對種族主義言論的打壓。
在國內政治方面李光耀對穩定的追求也是不遺余力。他對于混亂有著天生的厭惡，這也許來源于他早期反殖民抗爭時候的經曆。他自己曾回憶說，“我在野的那四年裏，認識到如果領導人被逼的走投無路，就如共産黨人當時先後逼的馬紹爾和林有福無路可走一樣，政府就會有麻煩。在我擔任總理的31年裏，我從來沒有忘記這一點，有不良企圖的人只對懲罰感到害怕。當他們認爲你無法對付他們時，你就經常被迫施以懲罰。”
對于反對黨，李光耀從來都是痛下狠手，毫不手軟。他最擅長的是通過司法手段打壓反對的聲音，不管對方是反對黨領袖還是敢于發聲批評他的外國媒體。他曾經起訴反對黨民主黨的秘書長徐順全誹謗，並把對方告到破産。他也曾經起訴《經濟學人》報道新加坡政府裙帶政治的文章涉嫌誹謗，並迫使《經濟學人》在雜志上公開道歉。這樣堅決的打壓，使新加坡的反對黨長時間不成氣候，無法對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構成威脅。
從長遠上看，長期的一黨執政對于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有很多好處，它使得政府能做長遠的規劃，並能穩健而有步驟地實施它的政策。穩定的政治環境也吸引了更多的外資——他們喜歡和可預測的、守規則的政府打交道。僅從經濟的角度上來說，新加坡的“威權統治”是它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4. 善于學習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新加坡這樣建國——城市國家，沒有資源，沒有腹地，還被敵視的國家環繞。新加坡的成功沒有先例可循，但李光耀卻善于從其他國家吸取成功的經驗並迅速地應用到國內。新加坡剛建國時，安全防衛成爲首要問題。爲了組建一支可靠的軍隊來抵禦馬來西亞可能的入侵，李光耀參考當時境況相似的以色列，決定實行全民兵役制度，並聘請以色列的軍官來協助訓練組建國民軍隊。于是直到今天，新加坡跟以色列一樣，反而成爲了本區域的軍事強國。
李光耀在另一些方面也曾向以色列取經。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之後，新加坡失去了這個最大的資源産地和外銷市場，當時又無法與敵對的印尼貿易，于是決定效法當時的以色列，跨越區域，直接與美國和歐洲貿易和洽談投資。這項策略也被證明是成功的：時至今日，新加坡已經成爲美國在亞洲的第一大投資目的地，衆多跨國公司的亞太總部也設在新加坡。
上個世紀80年代，李光耀又向日本的企業學習，推展生産力運動，著重提高新加坡工人的生産效率。日本生産力中心爲新加坡提供專家、培訓獎學基金、訓練材料、儀器和軟件。李光耀的職總秘書長德萬·奈爾仿照日本的工會制度，把工會聯合總會改組爲産業工會，有效地改善了勞資關系。
也許因爲新加坡太小，反而方便了管理，從外國吸取的經驗往往能夠迅速地貫徹實施。這也是新加坡爲數不多的天然優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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