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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視角2019紅色文化宣傳網時事論談
摘要：當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幹二淨。正是老一代國企工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爲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作者：董玉振
新加坡學者，南洋出版社社長
毛主席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薄弱的工業基礎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等。
對于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則爲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主席時代的不二選擇。
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
沒有毛主席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毛後時代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不可能實現。國家就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彙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産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
沒有毛主席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面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複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改革無所誇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
中國對蘇“一面倒”的政策後來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但如果考察一下蘇聯對中國156項工業項目的援助和影響，應不難明白，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蘇聯、東德、捷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負責任的姿態，爲協助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而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要進行類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156項主要爲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在各工業領域的分布搭配經過了中蘇專家的認真研究，甚至在各項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認真推敲。在我國還缺乏對工業化發展全面認識的情況下，蘇聯專家在吸收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基礎上給予了必需的知識協助。
就拿機床工業來說，機床工業所有類型的制造廠，如車、銑、刨、磨、鑽、沖等，全部包括在內，還有象投資6億元建立的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器廠等一系列重機廠（建這類工廠要比“聯想”之類的計算機廠和家電組裝廠困難的多）。
這些工廠的建立，不僅使中國的機床制造裝備水平在解放後不久立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在基礎工藝發展、知識傳授和人才培養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今天，隨著數控系統的完全國産化，中國機床工業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進國家；沒有早期的基礎，今日國産數控機床、加工中心的制造將不可想象。
如果想一下上海寶鋼等大型引進項目建設時，日本將一些二手設備塗上新漆運來我國，而美國至今不願將先進設備賣給中國，更別提軍工企業和技術引進了。
由此不難明白，中國如果沒有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迅速崛起將面臨更大的困難。沒有第一汽車制造廠、一系列重機和機床廠的建立，後來的十堰第二汽車制造廠、萬噸水壓機和萬噸輪等大型工業項目的迅速建成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除蘇聯及個別發達國家外，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業力量建立起如此規模的現代化汽車廠的（二汽于1969年開工建設，1975年第一輛汽車下線，共安裝四千台新設備，300條生産線，117 條自動化流水線，載重車産能位居世界第三。單看建設的速度和自動化程度，就可以駁斥所謂大革命時期沒人搞生産和科研的謬論）。
如果沒有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鍋爐廠、電機廠和汽輪機廠，後來的四川東方動力集團等一系列大中型動力設備企業將難以迅速崛起，中國大型電站設備的建造能力將很難短期建立起來，畢竟這類設備囊括了機械工業幾乎所有的加工工藝。八十年代後半期，哈爾濱鍋爐廠能利用美國圖紙建造60萬千瓦的超大型電站鍋爐，與以前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也驗證了中國焊接技術的世界級水平。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時期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環境，使得中國這樣一個赤貧的國家，一步跨越了市場經濟國家需更長時間，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而得以展開大工業的發展和壯大。即使在改革開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沒有能力在重工業領域（尤其是基礎裝備及原材料領域）進行商業冒險。在中蘇蜜月時期，還得到了其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設備支持，而中國除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分散了美國的戰略力量外，在經濟和技術上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回饋微乎其微。
當今日的一些中國人就毛主席時代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責時，可能沒有意識到，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際援助方面，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即使在接受中國對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對改善中國的周遍安全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援助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保家衛國”，中國不能允許周邊小國被世界強權作爲對付中國的橋頭堡。
如果就外交爲國家利益服務的目的而言，毛主席對蘇聯的“一面倒”外交政策，無疑是一極爲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主席的個性和民族主義色彩來說，沒有天大的好處，他會輕易地叫別人一聲“老大哥”嗎？
當斯大林送給毛主席一輛小轎車時，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愛的紅辣椒（他老人家真夠幽默的）；可當蘇聯希望在地廣人稀的黑龍江建一個籮蔔罐頭廠時，他的民族主義情節立即發酵：您把機器給我，我們生産的籮蔔罐頭賣給你們還機器錢。當然，最後不了了之。（請讀者不要以現在的引進外資和當時的情況相提並論，當時以發展民族工業爲唯一目標無疑是正確的）
即使從全球角度來看，1976年的大陸，工業規模、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導體工業，從拉單晶、設備制造、到集成電路制造全過程，積累了人才和知識。而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只有美、日和蘇聯了。當然，中國後來半導體工業的落後原因就不談了。
大多數經濟學家則更喜歡從經濟發展的宏觀數據進行評判，而忽略經濟微觀結構的極端重要性（即使從宏觀數據來看，也沒理由質疑毛主席時代的經濟成就）。沒有強大的基礎裝備、原材料和零部件工業，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電器産品都在中國生産組裝，中國最多只能算是個經濟大國，而決非經濟強國。
當我們看到外國技術上的領先而埋怨偉人時，實際上我們已將自己放在了和發達國家競賽的擂台上。這樣的比賽規則對于1976年時的中國並不公平。
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幹二淨。
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我們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爲 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感恩偉人傳播紅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