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8月來到漁村，會驚訝于超值的酒店價格。在寸土寸金的維灣之畔，一間四星級的酒店一晚的價格可能只有200G幣。
如果你改道去新加坡，卻很可能一房難求。新加坡的酒店入住率達到93.5%，創下14年來的新高。
漁村和新加坡規模相近，崛起于一個年代，多年來，兩城漸漸形成競爭之勢。
今年6月以來，輿論上不斷浮現一個問題——新加坡今後是否會取代漁村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
什麽成就了金融中心
新加坡與漁村纏鬥多年，兩者都具備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必備條件。
“漁村和新加坡都曾經有過作爲英國殖民地的經曆, 有著高效的營商環境和累積多年的貿易經驗及夥伴”， 漁村專家表示，因此兩城一直是爭奪亞太區域金融中心的競爭對手。
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胡光宙梳理出兩城共同具備的三個優勢：
一、健全、透明、高效的法律制度；
二、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
三，世界級的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
漁村和新加坡法律體系相似。兩個城市都繼承了英國普通法體系，與國際通行法律體系接軌。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調查發現，漁村國際仲裁中心是“歐洲以外最受歡迎的首選仲裁機構”、全球第三大仲裁機構，以及進步最快的仲裁地。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緊隨其後，排名第四，進步程度僅次于前者，位居第二。
兩城還具備卓越的人才優勢。今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四所漁村的大學入圍全球前100名，排名最高漁村大學（25名）；新加坡入圍兩所，但排名靠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11，南洋理工排名12，爲亞洲排名最高的兩所大學。兩座城市的大學質量和密度，亞洲罕有。
機場作爲國際交通最重要的設施，國際航空運輸評級組織Skytrax發布的2019年度全球最佳機場排行顯示，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排名全球第一，漁村國際機場全球第五，成績都十分耀眼。此前，香港國際機場多年蟬聯全球最佳機場，近年來屢被新加坡超過。
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和漁村還具有一項重要的優勢，就是透明、寬松、迅捷的信息流通環境。無論是官方發布的統計數據、媒體的話語空間、智庫等機構的生存和研究環境，對于一個金融中心而言都至關重要的基礎。
漁村的優勢
雖然，兩城常年以來都在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在高淨值人士的眼中，一直以來勝者都是漁村。瑞信報告稱，在漁村財富超過1億美元的高淨值人士有853人，這個數字是新加坡的兩倍。
在更宏觀的層面，英國智庫Z/Yen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更具參考價值。
從2007年起，該指數每半年發布一次，目前已發布25期。
從發布之日起，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第一和第二名一直在紐約和倫敦之間換手。
情況相似，第三名和第四名也一直在漁村和新加坡之間交替。大多數年份，漁村都是第三名，並曾在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間大幅領先新加坡；新加坡在2015年和2016年小幅超過漁村。
不過漁村在2017年再次奪回榜眼的位置，並在2018年和2019年初逐步拉大與新加坡的差距，穩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2018年初時，漁村GFCI評分上升27分，大幅超過新加坡。
至此，“紐約-倫敦-漁村”三個金融中心，分別對應美洲、歐洲、亞洲三個地理區域，三大全球頂級金融中心的格局形成。
漁村似乎已經在與新加坡的纏鬥中勝出。
“超級聯系人”
漁村的領先，與兩城迥異的發展路徑有關。
胡光宙認爲，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香港依托于大陸這樣一個世界第二大且仍然在以較高速度增長的經濟體，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表示，羨慕漁村依托內地的地理位置。
漁村金融業受益于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專家認爲，漁村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完備，透明度極高，靠近大陸，大陸公司更傾向于在漁村證券交易所上市。而且重視內地市場的跨國公司也常將亞太區域總部放在漁村。
2015年，漁村想放大自己這一優勢，提出作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系人”定位。
“超級聯系人”的定位，從外國直接投資一項可見一斑。
官方2017/18年度的數據顯示，在內地全年所獲得的1250億美元的外地直接投資中，990億通過漁村流入，占總外商投資額的80%。
專注研究全球經濟的智庫PIIE稱，截至2018年底，大陸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漁村的存量達到6220億美元。這一數字大約相當于漁村同年GDP的170%。這代表著大量內地企業通過漁村投資全球，其中還包括越來越多央企。96家央企中，有50家央企旗下至少有一家子公司在漁村聯交所上市。
漁村的風險
然而，漁村最大的優勢恰恰是它最大的潛在風險。
7月中旬，漁村“風波”不斷升級，據報道，一位漁村金融顧問稱，其客戶是一名商界大亨，擔心自己的立場會曝光，已把漁村銀行賬戶中的1億美元轉移到新加坡。
參與這筆轉賬的金融顧問稱，聽說還有其他人在這麽做，但是沒有人會大張旗鼓地宣布轉移。這些人擔心，大陸觸及他們在漁村資産的門檻大大降低。對這些大亨而言，新加坡是轉移資産的理想目的地。
新加坡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專家稱，新加坡因爲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模式，必須周旋于美中印、東南亞，及其他經濟貿易夥伴之間。在加上其獨立地位和精英治理方式，使新加坡更注重發展多邊貿易，更加注重商業效率。
在動蕩的局勢之中，這種定位或許成就新加坡相比漁村更強的競爭力。雖然李光耀曾說羨慕漁村的地理位置，但他也說過，新加坡對漁村最大的優勢就是大-陸管不到。
此外，還有經濟學家認爲，動搖漁村未來競爭力的還有其管治水平。漁村的規劃一直被立法會牽制，很多好的理念或方案很難執行，長期被利-益集-團和部分民意綁架。後果是失去很多發展機遇，缺乏長遠規劃，有利民生的長遠政策得不到通過與實施。而且房價高企，商鋪租金吞噬了收入中較大比例，使得中小企業較難生存，普通民衆平均生活水平下降，加-劇民-怨，進入惡性循環。
“長遠來看，如果漁村決策體系沒有結構性改變，很難與高效率的新加坡競爭，其金融中心地位很可能會被部分取代。”
有專家則表示，漁村作爲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大陸企業海外融資，離岸人-民-幣業務等方面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是建立在漁村和大陸之間緊密的經貿往來和地緣關系的基礎上的，這種優勢很難一朝一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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