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通商中國獎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強的經濟，這點可能大家都要接受，而且這個區域是要有反應的。這方面，新加坡人沾光了。這裏本來就有華文的底子，只要你願意學，可以學得非常好。其他的種族也可以學。這一點，應該說所有的新加坡人都有一個很好的出發點。——王赓武教授談中國崛起對新加坡的意義
“我的興趣一向相當廣泛，年輕的時候對文學有興趣，後來對曆史産生興趣。起初我更願意研究現代史，但是當年關于中國當代史的資料不可能取得，所以我開始研究古代史，集中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我對此非常有興趣。”
“但接著，現代史還是更有吸引力，我從這裏開始研究海外華人，而隨著我更多地研究現代史，就不可能不關注中國崛起，中國是怎麽走到今天的，這又需要了解世界曆史。這些東西把我引向關注越來越多的問題，最終引向研究中國與今天世界大國的關系。”
本地史學泰鬥、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兼東亞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在接受“通商中國”專訪時，這樣介紹他的治學軌迹——如何從文學轉移到中國與東南亞古代史、現代史、世界史，以及當代大國關系。
這位學貫中西的學者，在個人興趣與學術需要引領之下，把學問與人生視野擴展得極爲深廣。在實現學術研究理想之余，王赓武教授也成爲了各界公認的一道銜接中西方文化的橋梁。
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就曾贊揚他是“世界傑出的知識橋梁建造者”；我國已故總統納丹更盛贊他是“新加坡國寶級學者”。
86高壽的王赓武教授在今年的“通商中國”年度頒獎禮上獲頒成就獎，代表了“通商中國”對王教授就促進新中交流所做貢獻的高度肯定。
多年的研究，讓王教授深深意識到，如果不認識中國的曆史，就無法了解今天的中國。這既是因爲中國曆史悠長且極有影響力，更是因爲中國的人民與中國領導層，往往用曆史概念來思考現實，用中國曆史來了解中國的未來。
在用中英兩種語言書寫中國曆史、介紹當代中國的過程中，王教授不停地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增進了解。
他解釋說，他寫作時不以任何特定聽衆爲對象，他是關注曆史上真正發生了什麽事以及事件發生背後的原因。如有可能，他也會針對有關曆史可能如何有益于人們了解現在，做出建議。
不過他強調，他的任務不是宣導應該從曆史中吸取什麽經驗，而是嘗試說明曆史本身是怎麽樣的，讓讀者自己做出結論。他說：“我不相信說教，我不認爲應該告訴人們怎麽思考，我不認爲這是曆史學者的工作，我們的工作是告訴你發生了什麽事。”
語言植根于文化及假設
他也不諱言，自己遇到許多有各種成見的人，有的人是逢中必反，也有人認爲“中國一切都是對的”，而人一旦有了成見，就不再在乎基本事實，一味堅持己見，這讓王教授“非常遺憾”。
不過，他的工作不是糾正什麽，他只是說明史實與解釋原因，希望人們能了解，進而更好地處理與中國有關的事物。“我所能做的最好，就是這樣了。”
在中西方兩種語言與文化中穿梭，王教授也深深體會到語言的局限性。因爲語言文字的使用、某個詞彙含義的形成，植根于語言背後的文化及其他假設。
他說：“表面上你看到的是不同的語言，實際上它們屬于不同語系，而最難的、真正複雜的是語言背後的假設。”
他舉例說，簡簡單單的一個“仁”字，就是最難理解的字之一。
他說，人們在任何一種西方語言中，都找不到一個詞能用來表達漢語中的“仁”。中國人自己也發現，要向外國人解釋儒家思想中的“仁”十分困難，它包含了許多含義，包括人道、人性等等，許多西方人發現要理解這個字非常費勁。
王教授強調：“這不表示我們不應該努力，只不過我們需要意識到，這種（跨文化）翻譯永遠都是不完美的。”
“當我用英語書寫時，我非常警覺，一些中文概念用英語表達時，有可能被誤解，我盡力而爲。”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今天的中國人要了解西方的概念，則相對簡單。因爲他們學習了西方的語言與文化，較能從西方文化中理解這些概念的意思，他們也掌握了漢語。
例如，英語中的“law”與漢語中的“法”的含義相當不同，而中國學者較能掌握其中的差別。“因爲200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學習西方概念；但是要西方人認真承認，中國人對于‘法’有不同的概念，基本上只有很少數的西方人能理解這一點。”
王赓武教授學術地位崇高
王赓武教授1930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亞泗水的一個書香世家，1932年隨父母移居馬來亞霹雳州怡保，在多元種族環境中生長，並接受正規西式英語教育，兼受到傳統中文家學熏陶。
1947年到1948年，王教授一度在南京中央大學就讀，後因當地戰亂回到怡保，1949年他在設立于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入學。1954年，王教授從馬大畢業後，獲獎學金負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修讀博士學位。
1957年8月，學成後的王教授回到馬大新加坡校園執教，隔年北上吉隆坡，在當地馬大校園任教。1968年，他應邀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曆史講座教授及系主任。
這期間，因馬國政府屢次不批准王教授訪問中國申請，他決定入籍澳洲。王教授在1986年應邀出任香港大學校長，1996年應我國前副總理吳慶瑞博士邀請，到新加坡領導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即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身，並于2007年起任主席至今。他也在2004年受邀擔任國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主席，直到本月才卸下此職。
目前，王教授除了繼續擔任東亞所主席，也是國大特級大學教授、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主席，以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