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車站建于1932年的英屬時期,殖民地的建築師在這個接近赤道的小島,以芬蘭赫爾辛基車站爲摹本設計了一個歐式仿古立面。這個火車總站連結獅城與馬來半島。約莫十年前,我想由此搭火車到吉隆坡,身旁的友人莫不面露驚異的表情。親訪之下果然有蹊跷,不但車站年久失修,列車也十分陳舊,雙方邊檢的氛圍十分淡漠,甚至比不同軌距的中蒙邊境還不友善。這個破舊的車站對比于高樓林立的市區,十分突兀。直到三年前,丹戎巴葛站發出最後一班車,之後軌道沿線被辟建爲綠帶公園。
然而這個車站,卻是理解新加坡的一個重要線索,尤其對遠道而來的中國人。
去過中國都能感受到高鐵對生活的巨大改變,亞洲各國的高鐵始于日本,本世紀初台韓也陸續興建完成,等到中國高鐵路網的效益顯著,越南,泰國,哈薩克斯坦等國家也隨之跟進。而中國泛亞鐵路的構想,更是呼應習近平“一路一帶”(中亞與海上絲路)的大戰略。鐵路原是英式區域規劃鏈接的重要環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邊境每天有數十萬人進出,獅城卻舍節能高效的鐵路不用,讓市中心車站廢棄若此?事事搶先的新加坡政府,爲何半島上的高鐵遲遲未見動靜?到底有何難言之隱?
中國的高層與學界有不少人欣賞新加坡,認爲獅城模式結合了長期成長、政治穩定與傳統價值,是中國治理改革的重要參考。而新加坡也樂得輸出經驗,除了投資中國,長期代訓中國官員外,甚至由泰米爾裔的外長出面批判香港占中運動,爲北京助拳之意舉世皆知。如果北京與獅城心意如此契合,爲何高鐵作爲中國模式的重要硬件,在新加坡卻看不到?
事實上,新馬高鐵(新方稱“新隆高鐵”)不是沒有人建議,業務橫跨新馬的楊忠禮集團多年來遊說雙方高層,但新馬各有盤算,協商進展有限。今年四月兩國元首在非正式會晤中,原則同意興建,但新加坡不願意出讓市區土地,讓高鐵的便利性大打折扣,而馬來西亞對再次成爲新加坡的腹地也十分介意。看來規劃與討論必定會持續,但十年內都未必能定案落成。
丹戎巴葛車站破舊的表面原因是産權分屬新馬,更新開發不易。但兩國間的信任不足才是高鐵計劃延宕的根本因素。新加坡自立國以來都處在孤立與憂患之中,而孤立造成的危機感,是理解新加坡的關鍵,獅城的成功與苦悶都根源于此。這個被穆斯林的海洋包圍的城邦國家,有高額的軍事開支,武器寄放在外國,部隊常在外國訓練。正因爲孤立,新加坡人可以默許執政黨與李家長期大權獨攬,而執政者也以廉能與發展響應民心的期待,但人心仍然期望改變。
2011大選,即使增加了近百萬親政府的移民,新加坡執政黨的得票率首次跌到六成,總理李顯龍謙虛地表示理解新加坡年輕人求變的想法。新加坡是出埃及記的亞洲城邦版,但小島的摩西和他的繼任者沒有天啓的庇佑,只能以實惠和危機感團結國族。地緣的孤立可以成爲小邦凝聚的動力,但若超大尺度的中國也以孤立的集體心理來決定內外的政策,對自身與區域來說無疑是一個災難。新加坡的危機感是社會上下的共識,而中國只有高層有失去權力的危機感,個體對于政治體制是無心也無力的。這是中國與新加坡不可比擬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港灣裏不時停靠著美國的軍艦,而同時新加坡在中印大舉投資獲利。一個城邦可以善用戰略的平衡,讓大國樂于爭取卻無法控制。但中國本身就是超大板塊,而非承軸國家(pivot state)。戰後東亞的快速成長受惠于全球市場,但中國的長期成長必須靠內需拉動。衆人皆知,經濟規模會決定一國産業的構成,但爲何在體制的移植上,這種尺度放大錯誤性直覺卻一再出現中國知識社群之中?
學者鄭永年最近倡議“讓人民有房住,中共還可保三十年天下”,這位出身浙江定居獅城的中國專家,長期關注制度改革並不斷提醒中國當局提高社會保障,但此“給房保江山”的提法,看似與新加坡經驗相連結,卻實在太過書生氣。
新加坡的公共組屋與中國的土地財政在出發點上是霄壤之別。簡言之,新加坡的公屋計劃結合家戶儲蓄與市鎮開發,是整編移民社會的福利配套。而中國的土地財政則是以GDP爲名目,其實是最爲露骨的官商連手運作。批讓土地的收益幾乎占沿海的地級市財政收入的一半。沒有不斷地動遷與向農村征地,中國的地方政府根本無法運轉。天價樓宇只是多方信貸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驅動力來自政府,具體來說是官員幾近制度化的薪資外收益。
鄭永年正面評價習近平的集權,認爲集權才能推動改革。中國在1994年確立中央/地方分稅,土地財政是雙方博弈的必然結果。二十年來,中國地景遽變,山河變色。西南財大的學者甘犁預估中國有近5千萬套的空房,空置率高達22.4%。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的都市化並未帶來足夠的離農就業,許多地級市的住房需求是名目上的預估。改革住房幾乎就是革土地財政的命,而這次北京除了中紀委的刀斧伺候外,看來並無可以收攏地方的籌碼。強調發展的新加坡有明確的重分配機制,但中國地方政府征地炒房的機器卻沒有煞車的設計。
習近平高舉反腐倡廉,新加坡的確可以做個對照。新加坡高薪養廉的基本面是政府人事極其精簡,既不講究排場與也無奢侈的形象工程。而中國從中央到村鎮六級政府,層層都有四套班子。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政府提供的服務何其沉重與昂貴,足以讓社會的活力窒息。如果中國真要學新加坡的公共組屋與政府精簡,中共必先自限權力,受到社會的監督,這又與習強調黨的領導背道而馳。
新加坡對中國的真正啓示,在于城邦的能量與地理的威力(布勞岱爾語)。中國的官民若真了解新加坡在敵意的環境中還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就會知道自己的省市在皇權一體的政治構造中,喪失了多麽寶貴的發展機遇。別說已成局面的上海或深圳,沿海的海大連、青島、甯波、廈門等港市其實都是可以與獅城比肩的區域首要城市,而內陸的重慶、甯夏、哈爾濱、大理或伊犁,也都具有獨當一面的潛能。中國之大,可以有十多個不同類型的新加坡,本應是百鳥爭鳴的好風景,但北京的領導者卻只想做一只更大的鳥籠。
其實中國的菁英對新加坡上層政治的閉鎖與沉悶應該有所理解。中國的權貴階層超常規的享受,與新加坡領導階層的憂郁謹慎形成高度反差。是新加坡人太過憂心了嗎?不,因爲他們知道下半場的勝負還在未定之天。新加坡孤立的處境類似以色列,但卻沒有以色列堅實的民主素養與深邃的文化底蘊。不少獅城的公民正在認真想象沒有李家或行動黨不再執政的新加坡,因爲這一天遲早會來。
說來,要曆經了至少兩次的和平輪替,民主體制才得以鞏固。在歐洲的曆史上,即便民主轉型最平順的英國,克倫威爾也必須讓查理一世的人頭落地,國會作主的精神才能被確認。公正地審判如家父長般的統治者並執行最嚴厲的懲罰,是國族與民主的成年禮,只有如此才能洗滌心中的封建殘余。當前獅城的半數人心還仰賴族長的引領,但時代終究會變,無君無父才是自我去殖的正道,而深謀遠慮的治理者若了解此勢不之不可逆,或許可讓過程更平順些。
在這個意義上,亞洲只有韓國和台灣走過此種經曆,天皇體制未被究責的日本,皇室操縱的泰式民主與仍然仰望一家一姓的獅城都還沒上岸,更別說天安門上還挂著毛像的中國。所以中國若錯認新加坡是個善治的終極版本,就會嚴重低估了政治變遷的巨大能量。
萊佛士在規劃新加坡時,曾說此地是東方的直布羅陀。兩百年後,新加坡遠遠超過了規畫者的設想,生活水平也超過原來的宗主國。新加坡未必是中國政改的摹本,但肯定是亞洲複振的的指標。獅城何時放下高傲冷漠的面具,或許就能重拾熱帶舒緩多樣的生機。若真有一天亞洲高鐵可以貫通中國到馬六甲,希望彼時的亞洲,都已走出家父長與皇權的窒梏。
(作者:林正修 本文節選刊載于台灣11月5日《新新聞》,本文爲未刪節版。轉載自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