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動黨沒有把左翼綱領當教條，這應歸功于李光耀。
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通過對選舉規則與選舉程序的精心設計給民衆支持加了杠杆，以一定比例的民意支持撬動更高比例的國會席次。
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搞的“2014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限制工會特權，讓企業家敢于下注，資本存量才會增加，這最終令工資率得以提高。
新加坡建立個人自負其責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及對遺産稅的理性態度，值得贊揚。
在許多人眼裏，新加坡是一個蕞爾小國：面積才716平方公裏；根據官方統計，2014年人口才547萬，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才387萬人。不過，在國際經濟與政治舞台上，新加坡獲得了遠遠超過其規模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于李光耀。
稱李光耀爲“現代新加坡的締造者”是恰如其分的。自1959年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是執政黨。截至卸任的1991年，李光耀一口氣做了32年內閣總理。1960年，新加坡人均名義GDP爲428美元，是不折不扣的窮國。1991年人均GDP爲14504美元，31年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長率爲12%。別忘了，新加坡人口從1957年的144.6萬增至1991年的313.5萬，翻一番多。
李光耀卸任後，新加坡繼續從繁榮走向更加繁榮。該國人均GDP突破2萬、3萬、4萬與5萬美元的年度依次爲：1994年（21578美元），2006年（33580美元）、2010年（46570美元）與2011年（52865美元）。2013年爲55183美元。
新加坡爲何如此成功？或有人歸結爲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扼國際貿易的要沖。不過，這些禀賦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國也有，但這兩國的發展就落後新加坡幾條街。或有人歸結爲其曆史上是英國的殖民地，浸潤了母國的法治傳統。不過，這個因素馬來西亞也具備。可見，這些因素並非充分條件，李光耀本人的作爲是繞不過的。
李光耀做對了什麽？
人民行動黨去左化
本文把新加坡歸入右派威權或自由威權的範疇，這裏就有一個疑問：人民行動黨難道是一個右派政黨嗎？這得從該黨的曆史及其奉行的理念尋找答案。
李光耀是在英國大學學法律的。1950年學成歸國後，執業做律師，擔任幾個工會的法律顧問。從做工會律師的職業生涯看，不難看出早年的李左傾。李光耀由做工會律師進而走上職業政治家之路，是自然而然的。1954年，31歲的李創立人民行動黨。該黨爲左翼也是自然而然的。
早期的人民行動黨有兩大綱領。一是新加坡從英國獨立。這是二戰後亞非拉反殖民主義浪潮的一部分。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人民行動黨在理念上拷貝了英國工黨，可以說是英國工黨的新加坡版。
人民行動黨也一度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那是工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國際組織，前身爲第二國際。1976年，荷蘭工黨指控人民行動黨壓制新聞自由，要求社會黨國際將其開除，作爲應對，人民行動黨遂退出社會黨國際。
人民行動黨沒有把左翼綱領當教條，這應歸功于李光耀。
1959-1992年，李光耀一直爲人民行動黨秘書長。他注重實幹與實效，其首要的關切是，如何在強鄰環伺之下，確保新加坡的生存、穩定與繁榮，一切妨礙這個目標的政策，要麽絕不采納，要麽果斷放棄。即使在對英國工黨政綱幾乎照單全收的早期，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都拒絕追隨其大搞國有化。這種務實的取向，令人民行動黨的左翼色彩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淡化，令新加坡逐步夯實了繁榮的根基：經濟自由。
新加坡式民主
威權主義，顧名思義，與民主是有內在緊張的。形式上，新加坡實行自由結社與代議制民主。自1959年以來，人民行動黨贏得了新加坡的每一次議會選舉並獲得組閣權，比五五年體制之下的日本自民黨還要牛一些，後者有短時間在野的經曆。自民黨在日本也是長期一黨獨大的，但一說到威權主義，大家想到的是新加坡而不是日本，這對新加坡公平嗎？
可操作性的“民主”定義，不過是說作爲民意機構的議會在整個政治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盡管被視爲威權主義，但其實新加坡並沒有從程序上削弱國會的地位，新加坡國會並不是橡皮圖章。假設有一天人民行動黨沒有贏得足夠的席次，那就得讓賢下野。同時，也沒有證據顯示，人民行動黨是通過舞弊的手段贏得任何一次選舉。
人民行動黨每一次勝選的大前提仍是民衆支持。在這個大前提下，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通過對選舉規則與選舉程序的精心設計給民衆支持加了杠杆，以相對低比例的民意支持撬動更高比例的國會席次，可以把杠杆率定義爲“國會席次比重/普選票得票率”，這個數值大于1，就是加了杠杆。
在1965年之前，人民行動黨贏得了1959與1963年兩次立法會議選舉。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後，立法會議改稱國會。在1968-1980年四次國會選舉中，人民行動黨贏得了全部席次，普選票得票率依次爲86.7%、70.4%、74.1%與77.7%。杠杆率就是普選票得票率的倒數。
自1984年以來，人民行動黨基本是以六成多的民意支持率撬動九成多的國會席次，杠杆率在1.5左右。1984年，其獲得97.5%（77/79）的國會席次，普選票得票率爲64.8%。1988、1991、1997、2001、2006與2011六次選舉，其獲得國會席次比重/普選票得票率依次爲：98.8%/63.2%、95.1%/61%、97.6%/65%、97.6%/75.3%、97.6%/66.6%與93.1%/60.1%。
這個杠杆率是怎麽來的？有一些策略容易想得到：重新劃分選區，對支持自己的選區增加公共撥款，對落選的選區則減少公共撥款，這些策略在西方國家亦不難見到。新加坡特色是：以集選區制爲主、單選區爲輔的選區制及政府組屋按種族比例分配的社區格局。
在1984年及以前，新加坡實行單選區制，一個選區一個議席。隨著人民行動黨得票率逐步下降，李光耀未雨綢缪，于1980年提出集選區的建議。隨後，在1984年補選與1988年大選，引入了集選區制，一個選區4-6個議席，每個黨派如果參選，得提出所有的候選人，其中至少有一個是少數族裔（非華裔）。
與政黨比例代表制相比，單選區與集選區均實行勝者全得，支持小黨的普選票很難轉化爲議席，對小黨不利。與單選區相比，集選區對小黨更不利。原來四個單選區，小黨有可能贏得其中的一個，但合並爲四席次集選區後，讓小黨贏得一個席位的普選票不足以同時贏得四個席次。這種集選區制，配之以重新劃分選區，讓反對黨贏得集選區選舉的概率極低。
一個單選區，如果執政黨候選人穩贏，就繼續保留；如果被反對派贏了或受到挑戰了，就取消後並入集選區。在集選區，執政黨只要贏得簡單多數，就贏得了所有的席次。
此外，新加坡政府營建的組屋是按照族群比例初次分配的。業主在轉賣時，也要受到族群比例的限制，如果某一族群的配額用完，那就只能轉賣給其他族群。在這種社區規劃之下，少數族裔不能聚居，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以某個少數族裔爲票源的政黨。額外的好處是，反對黨不能像台灣民進黨那樣以族群議題來撕裂社會、確保族群之間的和諧。
對外開放
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領地位，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1965年又被迫獨立。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關切。與那些持民族主義心態的新興國家領導人不同，李光耀希望英軍在新加坡能夠更久一些，以便給新加坡打造國防能力提供足夠的時間窗口。但非殖民化是英國工黨政府的既定方針，李光耀得面對英軍撤離之後怎麽辦的問題。
英國在1968年1月宣布將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軍。這給新加坡造成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安全。在李光耀及相關國家領導人努力下，1971年4月，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達成“五國聯防協議”（同年11月1日生效）。
另一個是經濟。李光耀估算：“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經濟因喪失了英軍開支而蒙受重挫。這項開支占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萬多份工作，間接地在支援服務領域提供另外四萬份工作。”他說：“國際社會沒有責任爲我們提供生計，我們不能夠靠討飯缽過活。”如何自食其力、發展經濟，是新加坡面臨的更大生存挑戰。
李光耀清楚：“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條件再好，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這裏爲基地的。換句話說，盡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業，有利可圖。”
因此，李光耀對發展經濟學家炮制的“新殖民主義”與“依附”理論嗤之以鼻。這種理論說，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從發展中國家購買原料，又向發展中國家出售消費品，這是經濟侵略、經濟剝削。發展中國家成爲發達國家的原料産地與産品市場，就會日益“依附于”發達國家，就成了“新殖民主義”的犧牲品。這是當時左翼非常信奉的理論。
新殖民主義理論當然是很可笑的。貿易是帕累托改善，交易雙方都得益，沒有誰剝削誰的問題。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礦産品與農産品，並從中國進口消費品。難道是身爲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對身爲發達國家的澳大利亞反過來搞“新殖民主義”了？
李光耀的結論是新加坡絕不能信奉這一套，只能搞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尤其是來自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資本。與同期韓國的樸正熙及後來中國的鄧小平，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李光耀認爲：“反正新加坡也沒有天然資源可供跨國公司‘剝削’，有的只是勤勞的人民、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決心做到誠實稱職的政府。我們的責任是爲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李光耀說：“經過幾年令人泄氣的反複摸索，我們斷定新加坡應該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跨國企業身上……美國跨國公司到這裏來設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廠，規模大，能制造許多就業機會。”
身爲總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線。1967年10月，他首次訪美，在芝加哥一個午餐會上，向商人與企業家講述新加坡如何從1819年1120人的漁村，發展成爲擁有200萬人口的大都市，“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爲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學：我們所提供的貨物和服務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質量也更好，否則便死路一條’”。聽衆對這種“不靠討飯缽”的精神反應良好。
局面打開之後，惠普與通用電氣等美國大公司來新加坡投資設廠。1997年，新加坡有將近200家美國制造公司，投資賬面價值逾190億新元，在所有外來投資國當中高居榜首。
毋庸否認，新加坡1960、70年代的對外開放，是政府主導型的，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的大勢，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進入1980年代，新加坡更進一步向自由市場政策收斂。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搞的“2014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限制工會特權
二戰後，整個東南亞都面臨極左與民粹風潮的挑戰。194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工會在新加坡引起數不盡的罷工、怠工和暴亂。從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發生了153次罷工。這對秩序及經濟發展造成了沖擊。
在1966年11月在國際勞工組織亞洲顧問委員會會議上，李光耀告誡新加坡的工會領袖，“不能殺死下金蛋的鵝”，爲了提高工人的待遇，新加坡必須重新建立“監管制度、紀律和工作准則”，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放縱工會特權，就會“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權的工會會員領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業的工人則越來越多”。
李光耀回憶說：“1968年初，我在職總代表大會上說服與會代表們相信……我們必須聯手改善勞工運動，廢除束縛手腳的慣例，制止濫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國碼頭在工潮中陷入癱瘓，平白浪費了幾年的時間，並導致1967年英鎊貶值的事件，借此發出警告：‘要是我們的港口發生這種事情，我會宣布那是犯了最嚴重的叛國罪，並采取行動對付罷工領袖，過後把他們控上法庭。’”
1968年大選，人民行動黨贏得所有議席，國會在當年立法通過雇傭法令並修正勞資關系法令，後來又修訂職工會法令。這些法令讓資方重新掌握聘用、開除和調動雇員等在工潮叠起的年代被工會侵占的功能和權力。還有規定：工會必須先通過秘密投票才能采取罷工，否則將以違法論，工會和工會會員可被檢控。這就廢除了公開舉手表決的投票方式，使持不同意見的人不再被迫參與。
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勞資政三方代表組成的全國工資理事會。理事會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確資料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務條件，提出各方能承受又能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的聯合建議。各方同意遵守一個原則：漲薪幅度不能大于生産力的提高。
如此，工人的待遇有保障嗎？1965年，新加坡的失業率爲14%，1997年爲1.8%。1968年，新加坡人均名義GDP爲708美元，2013年爲55183美元，這45年間年均增長10.2%。邏輯上，工資率與勞動生産率是成正比的，勞動生産率是與勞均資本存量成正比的。限制工會特權，讓企業家敢于下注，資本存量才會增加，這最終令工資率得以提高。
中央公積金制度
一個社會黨國際的成員執政後堅決不搞西方式福利社會，是需要很大勇氣的。李光耀說：“在選舉期間，要應付反對黨提出的福利誘惑是非常困難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歐洲福利國家的失敗還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處需要兩代人的時間才會顯現……幸而我在曆屆選舉中頂得住這些批評。直到1980年代，西方媒體才承認福利社會的失敗。”
在許多人看來，福利與社保是一回事。不過，新加坡建立了地球上少有的非福利型社保：中央公積金制度。
這個制度啓動于殖民地時代的1955年，最初僅僅限于爲雇員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強制儲蓄計劃。將這個制度發揚光大的是李光耀。這個制度最終演變爲包括養老、醫療與住房等個人一生大宗消費在內的自我保障與家庭保障計劃。
目前，中央公積金有四個賬戶：普通賬戶、專門賬戶、保健儲蓄賬戶及退休賬戶。普通賬戶可用于購置住房、教育、保險與投資等。專門賬戶用于積累退休金。退休賬戶引入于1987年，資金來源于專門賬戶，在個人55周歲時建立，62歲時開始支付養老金。保健儲蓄賬戶引入于1984年，爲個人及其直系親屬支付醫療服務與購買醫療保險等。
中央公積金制度是強制儲蓄與投資，本質上是強制每個人爲自己（及直系親屬）自負其責，賬戶上的錢是可以繼承的。由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賬戶，任何在家庭成員之間的代際財富轉移，如給父母支付醫療費用，給子女支付教育費用及讓子女繼承賬戶上的財産等，必然基于賬戶所有人的自主決策。每個人同父母與子女都有愛，祖父母同孫子女之間也有愛，這種愛是有利于基因綿延與財富傳承的。
因此，在個人賬戶之下，家庭內部之間的代際財富轉移是有利于下一代的。推及全社會，社會代際財富轉移也是有利于下一代的。這是個人基因綿延與人類社會存續的基本條件。與退休者、老年人與上一代剝削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的現收現支社保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個特征決定了新加坡社保制度的可持續性，也是繁榮的基石之一。
此外，新加坡對稅收也是考慮效率、考慮長遠。李光耀說：“起初我們沿用英國人的社會主義哲學，向富有者征收重稅而制定懲罰性的遺産稅率，不過，富有者有很好的稅務律師和會計師協助減輕自己的納稅負擔。1984年，新加坡的遺産稅從最高的6%銳減到5%至1%，視遺産價值多少而定。當富有者發現他們再也不值得逃繳遺産稅之後，我們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稅金。”2008年，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遺産稅。
新加坡建立個人自負其責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及對遺産稅的理性態度，值得贊揚。李光耀說：“很少人把自己的資産消耗掉。他們都保住甚至擴充他們的資産，只花費來自資産的收入。他們未雨綢缪，要保住資産，將來留給子孫。”這正是資本積累與社會存續的基本動力。
至此，基本勾勒了新加坡自由威權（右派威權）的基本特征。其最重要的創造者，就叫李光耀。
（轉載自南方周末，作者陳斌爲南方周末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