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市場、成本和經濟環境的影響，近期部分外資企業撤出中國市場；部分中國加工制造業包括加工密集型産業，也離開中國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尋求投資發展機會。盡管上述均爲企業正常經營行爲，卻仍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受制造業轉移話題的影響，作爲接受企業轉移的目的地之一，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越南，也一度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制造業轉移，東南亞受益
當前時期，東南亞制造業的整體表現，大家有目共睹。我們看到一些産業鏈在東南亞國家形成了新的制造業聚集地，比如越南聚集了勞動密集型企業，馬來西亞聚集了半導體封測企業。從數據上看，這種表現更爲直觀。
2018年，越南國內生産總值（GDP）實現了7.08%的增長，引領亞洲甚至全球GDP增速。其中，建築業和服務業是上述增長的中流砥柱，分別爲GDP增長貢獻了48.6%和42.7%。在2018年，該國建築業和服務業的産值則分別增長了8.85%和7.03%。
2019年第一季度，馬來西亞吸引外資293億林吉特（約人民幣487億元），同比增長73.4%。其中，該國制造業吸引外資高達202億林吉特（約人民幣336億元），同比增長127%，成爲拉動投資增長的主要因素。
《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8年，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都出現了海外直接投資（FDI）流入的顯著增長。根據2019年的最新數據，與往年同期相比，東盟十國吸收FDI的數量顯著提高。
“東南亞制造業的發展，與全球制造業向這一地區的轉移不無關系。從經濟發展史上看，國際資金、國際産業有‘雁行分工’的傳導機制，即當歐美國家生産成本過高時，日本接上；日本成本高了，‘亞洲四小龍’接上；‘亞洲四小龍’成本高了，中國大陸接上。如今，隨著中國生産成本的增長，産業和資金又開始從中國轉移到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對于國家資金和投資企業而言，它是在商言商的選擇，也是全球産業布局的選擇。”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在接受《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采訪時如此分析。
以中國爲例。近幾年，勞動力供給的減少以及經濟水平的提升，推動了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截至2016年，我國制造業員工平均年薪達到了59470元，相比1978年597元，增長了98倍還多。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有29年，制造業員工平均年薪增長率超過同年GDP增長率。與此同時，中國相關機構對環境保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過去的某些比較優勢正在消失，而新的優勢尚在培育中。從價格拉動模式看，雖然經營良好的企業通過開發新産品可以獲取溢價上升的優勢，可大部分企業還是靠成本推動。
“這些因素，讓一些企業和投資者從中國轉向了東南亞國家；其中，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企業爲主，因爲東南亞國家在上述兩個領域具有優勢。比如柬埔寨，人均月工資不足200美元（約人民幣1376元），企業願意過去投資真的很正常。”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玉主在接受《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企業可享受優惠政策
我國中低端制造業在沿海地區發展了幾十年，早已形成與之配套的産業群和上下遊供應鏈。相比之下，內陸地區的工資並不比沿海地區具有更多優勢，在東南亞國家充足的勞動力人口和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吸引下，企業外遷潮的形成也並非無迹可尋。
十八世紀60年代，英國通過機器和紡織技術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讓英國逐漸成爲世界工廠，讓它需要從全球掠奪廉價資源、開辟新的廣闊市場。十九世紀40年代，英國産業開始向外輸出，主要目的國是美國。産業轉移很快成就了美國，促進其工業趕超英國。
二十世紀50年代（正值冷戰期間），美國爲了培育自己的盟友，開始向日本和當時的德國實施産業大轉移。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戰爭“特需”不僅加快了美國對日本産業的轉移步伐，也優化了轉移到日本的産業結構，大幅促進了日本與德國的工業發展。
隨著日本經濟的不斷成長，資源不足與市場狹小逐漸成爲阻礙前者進一步發展的因素，進而引發了新一輪的産業大轉移。二十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産業向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和韓國轉移。過程中，産業轉移開始擴展到汽車、電子等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領域，實現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
“亞洲四小龍”隨後也遇到了與日本類似的發展瓶頸，資源不足和市場狹小使得廉價資源和廣闊市場成爲迫切需要。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恰好提供了相應機遇。這幾乎促使全球主要國家和區域的産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産業，開始向中國轉移。作爲此次産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中國制造業得以突飛猛進，取得了驚人的成果。
2012年，中國經濟迎來重要轉折點，GDP增速從上一年的9.6%下降到當年的7.9%。而此時，從中國向海外市場進行的産業轉移已在進行中。隨後，2013年9月，“一帶一路”倡議被提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受到肯定與鼓勵。有觀點認爲，此次産業轉移呈現“雙路線”，即低端産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而高端産業有向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回流的迹象。另外，根據前四次産業轉移的經驗來看，這一輪的轉移或許將持續20至30年。
“中國原本就是很大的外資投資目的地國，因此，目前針對東南亞進行的産業轉移，中國市場上的企業也是一個主力軍。最近三五年，很多中資企業轉移過來。近兩年，在柬埔寨的新投資中，大約六成是中資；而在總投資中，中資占比接近四成。”柬埔寨成衣廠商協會（GMAC）秘書長盧啓健在接受《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采訪時如此回應。
盧啓健指出，在促使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的諸多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成本問題。
以柬埔寨的紡織業爲例。該國紡織業比較特殊，市場內幾乎清一色爲外資，全球各地企業“慕名”而來，不僅因爲當地勞動力資源充分，也因爲其182美元的底薪（當前數據，月薪，約人民幣1252元）。“中國大陸勞工短缺的現象比較明顯。另外，來東南亞投資還能享受其他優惠政策。比如，在柬埔寨生産的紡織品，出口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國家，可以享受免稅待遇。”他這樣對記者強調。
制造業發展參差不齊
亞洲金融危機曾給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帶來很大沖擊，該地區的制造業也未能幸免于難。因爲危機，東南亞國家制造業一度發展緩慢，受危機沖擊較大的國家比如印尼，其制造業甚至出現倒退。
1999年以後，東南亞經濟逐漸擺脫危機陰影，制造業也出現較快增長。經過危機後的調整，東盟制造業發展潛力巨大，競爭優勢不容忽視。
“很難找到一個集中的點去談論東南亞地區或者東盟的制造業發展，畢竟它不是一個國家，而各個國家的發展模式並不相同。如果討論貿易一體化或者關稅的統一安排，我們可以從東盟的成立、發展說起，可這與制造業不是一回事。當然，貿易一體化的推進可一定程度上促進制造業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教授在接受《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采訪時如此分析。
在此番制造業轉移潮流趨于明顯以前，東南亞國家在制造業領域的表現大有不同。
馬來西亞長期重點發展高附加值産業，如技術密集型産業，並通過産業4.0計劃加速該國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産業4.0計劃通過提高生産力、創新和更多高技能工人來促進馬來西亞制造業，確保其保有競爭力。
在全球産業供應鏈中，泰國處于中端；其制造業尤其是重型工業，仍處于中低端。該國的工業環節以生産和組裝爲主，缺乏知名度較高的重型制造業品牌。不過，泰國是日系車企在全球的組裝基地，是電子産品尤其是硬盤行業的重要采購、組裝和制造中樞。
新加坡的三大經濟支柱分別爲國際貿易、旅遊業和加工業。其中，加工業以制造業和建築業爲主，而制造産品主要包括電子産品、化學與化學産品、機械設備、交通設備、石油産品等。該國還是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世界石油貿易樞紐和亞洲石油産品定價中心；此外，它還是重要的國際金融市場之一，是主要經營亞洲美元業務的交易中心。
印尼的制造業水平相對不高。該國擁有30多個不同種類的部門，主要創彙門類爲紡織、電子、木材加工、鋼鐵、機械、汽車。此外，采礦業也是印尼出口創彙、增加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爲該國經濟保持活力貢獻良多。
越南的經濟結構以農業爲主，自然資源豐富，重工業薄弱，加工制造業正以較高速度發展；農業是緬甸的國民經濟基礎，其制造業主要涉及石油與天然氣開采、小型機械制造、紡織、印染、木材加工、制糖、制藥等；老撾制造業基礎薄弱，以農業爲主；文萊的農業基礎和制造業基礎均較薄弱，主要以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生産爲主；菲律賓正全面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而柬埔寨和東帝汶均爲最不發達國家。
“不難看出，這一地區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差異還是很大的。但在制造業轉移的潮流下，東南亞國家的制造業會前後延伸，前端的比如設計和研發，後端的比如銷售，都會借此機會得到提升。”劉英這樣補充道。這種提升或許可以改變東南亞制造業基礎薄弱、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狀況。
貿易戰加速轉移？
在當前的制造業轉移趨勢中，中美貿易戰作爲一個“特別因素”，也得到了不少關注。甚至有觀點認爲，正是貿易戰加速了上述轉移。
對此，梁海明指出，東南亞經濟隨中國經濟發展後崛起，而國際資金也是在兩個時期先後進入中國與東南亞地區進行投資的。這種現象既不會分薄國際資金投資上述兩個區域的質與量，也不會削弱市場的集中力。那些原本在中國的企業，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去東南亞國家，本是一件好事。
王玉主則提醒記者，當我們討論區域經濟的時候，不要過分強調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現在大家討論問題，很容易‘泛政治化’。從商人的角度看，他最關心的還是成本和利潤，哪裏有利于減少成本、增加利潤，他就去哪裏。當然，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政治環境惡化，以至于影響營商環境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按照王玉主的分析，如果一些産業因中美貿易戰而增加了成本，那這些領域的企業可能會從中國市場向外遷移；而貿易戰對制造業轉移的影響並非絕對。
此外，制造業轉移也並不等于將一個企業的全部業務從某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以中國大陸爲例。當前，大部分跨國企業也僅是把與美國有關的舊有業務遷出中國大陸；而留在大陸境內的生産線，主要供給國內市場和除美國外的其他市場。
王玉主對記者強調，制造業企業向東南亞的轉移，理論上符合中國的産業升級戰略。有些企業將部分業務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但與中國在産業鏈上的鏈接並沒有斷開。以越南爲例，轉移到這個國家的企業大部分不去越南南部，而是留在越南北部。爲什麽？因爲距離中國近，這些企業的零部件産業供給還留在中國，而東南亞國家也做不好這一塊。
成爲下一個“世界工廠”：很難
回顧曆史，每一次制造業的大規模轉移，都會帶來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地區的飛速成長。因此，有聲音指出，東南亞會借助這場“東風”發展爲下一個“世界工廠”。果真如此嗎？
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田惠敏在接受《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采訪時這樣回應：“這些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與東南亞國家比較起來，可能會有一些劣勢。可是中國有的是全産業鏈和完備的上下遊，這一優勢是很難培養起來的。有些企業的確把部分業務轉移到東南亞，但他們仍然離不開中國市場。經過這兩年的觀察，一些歐美國家的企業也發現，東南亞國家制造業的基礎以及配套設施並不完善。”因此，如果東南亞想要進一步發展制造業，至少先要解決上述問題。
在他看來，技術要求不高、産業配套要求較低、單純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向東南亞轉移；但如果企業對上下遊産業鏈、營商環境要求較高，就需要綜合分析再選擇投資場地，不能只考慮勞動力成本。
而對于東南亞能否發展制造業全産業鏈的問題，王玉主的回應更爲直接：“經曆了40年，中國發展成制造業全産業鏈國家，那是因爲中國大啊。這種大，意味著人多、地廣、市場充分。以前，國際市場上的鞋子多是‘中國制造’，後來隨著産業轉移，‘越南制造’的鞋子越來越多；但是現在又變了，‘印度制造’的鞋子占比更大，不是越南了。爲什麽？越南市場規模很小，無法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而印度市場就很大。同樣的道理，東南亞11國一共約6.5億人口，要發展全産業鏈，幾乎不可能。”
除此之外，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者們或許也無法避免面對新的難題。
6月份，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FOX）新聞網采訪時稱，“越南在貿易上比中國更惡劣”，“越南比中國還能占美國的便宜”。不過，面對“是否會對越南加征關稅”的問題，特朗普沒有正面回答，並表示美國正在和越南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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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地區共有十一個國家，分別是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和東帝汶，面積約457萬平方千米。其中，僅東帝汶不是東盟成員國，而越南、老撾、緬甸與中國陸上接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