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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新加坡才從二戰的戰火中走了出來，但一眼望去的廢墟，使住房成爲了新加坡人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根據當年英國殖民政府住房委員會提交的報告顯示，新加坡已經成爲了當時世界貧民窟最嚴重的地區，是“文明社會的恥辱”——有超過三十萬人住在沒有基本衛生設施的臨時棚屋建築中，還有二十五萬人則聚居在市區簡陋的旅店裏。
而當時新加坡的總人口規模才約九十三萬八千人。
至于所謂的旅店，跟今日中國人印象中的旅店可謂迥然不同，甚至于最簡陋之處，連大通鋪都比上。
60年代初，新加坡獨立後首任建屋發展局局長林金山曾對媒體回憶過他走訪市內華人聚居地時的所見所聞——在一處只擁有一間衛生間和兩間浴室的三層樓“旅店”裏，竟然居住了超過二百人。因爲人數太多而導致一房難求，以至于就連樓梯間的轉角處，都搭著一塊木板。而這塊木板則是一對兄弟的家。
從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時隔十余年，新加坡的貧民窟化和住房短缺之所以一直沒有解決，甚至更加嚴重，跟英國殖民當局的態度有關，他們認爲住房短缺對于新加坡這個地處貿易要道的港口城市而言不過是一個短期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可一直到新加坡獨立的1959年，該地區全年公私機構營建的住房總數不過4003套，而到了1966年，新加坡已經推動“組屋政策”已七年，可當時對房屋的需求仍然超過十四萬套，而彼時新加坡每年的新建住房總數不過1.4萬套。
而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之後，2018年新加坡房屋自有住房率達到了91%，而新加坡有超過8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房中。
·壹······
1959年新加坡從英國當局處獲得了自治權力，然而當時新加坡地狹人稠，貧困交加，失業率高達13.6%，人均住宅面積不到6平方米，人均GDP更是低至1309.8新元，而從戰火方息的1947年至59年，新加坡全境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貧民區，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簡陋的棚屋之中，而能享受到政府公共房屋福利的人，只占到總人口的不到10%。
同時由于英國殖民當局對新加坡的定位，導致新加坡在自治初期缺乏足夠的工業規模。
感到獨存不易，新加坡遂在1963年加入了馬來西亞聯邦，然而在時隔兩年之後，新加坡便被馬來西亞開除出局，被迫在1965年宣布獨立。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由于失業人口大增，房屋又緊缺，陷入貧窮又無乏容身之所的新加坡公民，因此掀起此起彼伏的罷工和抗議。
··貳·····
意識到“有恒産者方有恒心”的李光耀，決定在發展工業之余，住房問題亦不可稍緩，要齊頭並進，遂提出“使每一個公民家庭都要擁有自己的房屋”的政治主張——此既後來蜚聲中外的“居者有其屋”計劃之濫觞。
1960年新加坡設立了建屋發展局，專門營造組屋，可跟今日新加坡住宅政策不同的是，從1960年到1965年，組屋只租不售，而且只面向月收入低于800新元的低收入人士。
不過租金卻極爲低廉，單身人士所租賃的一居室月租金只要20新元，而二居室和三居室的月租金，也不過40新元和60新元——組屋租賃價格不超過當時平均工資的15%，而對于低收入階層家庭而言，這些租金也大約只占月收入的20%左右。
而之所以只租不售，是因爲新加坡在這一時期內，人口呈爆發性增長，雖然建屋局在短短五年時間之內，就建造了5.5萬套房屋。可一直到1966年，新加坡所需住房數量在建屋局的當年統計中，缺口仍然達14.7萬余套。
至1964年，新加坡基于當時東南亞艱難的國際形勢，爲了穩定多元社會下的新加坡，正式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開始將組屋面向低收入階層發售，以穩固民心。
···三····
但當時的新加坡經濟仍然陷于困境之中，單一的轉口外貿模式，使得新加坡嚴重依賴外國市場，抗風險能力極差，工業基礎更是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1959年新加坡工業産值僅占到GDP的8.63%。
單一的經濟結構，貧富階層懸殊的收入，使得新加坡所推出的“居者有其屋”售房計劃效果極差，在1964年的發售首年中，組屋僅銷售了1451戶，不到組屋總數的3%。
而原因，正是因爲哪怕政府發售的組屋價格已經極爲低廉，但低收入家庭仍然無法負擔20%的首付。
爲了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也爲了增加就業，利用“恒産與就業”鞏固新加坡的多元社會，還爲了改善國家過于單一且風險極大的外國市場依賴性經濟結構，新加坡決心加大推動工業化的進程。
1968年，當時已升任至財政部長的林金山公開演講時提到“會采取財政措施，鼓勵出口導向工業”。
事實上，新加坡工業化籌謀已久，早在1961年李光耀就在新加坡西南設立了“裕廊工業區”，面積達到6480公頃，並決心投入一億新元，進行爲期七年的建設。
1962年，裕廊工業區迎來了“大衆鋼鐵廠”作爲第一家入駐園區的企業，而等到了1970年，園區之內的企業早已遍地開花，規模達到七千余家，而産業結構也從初年的服裝、玩具等輕工業低附加值的廠家、企業，升級到了以煉油、造船等産業爲主的現代制造業格局。
新加坡的經濟增長亦一發不可收拾，GDP從1965年的9.75億美金一路看漲到1970年的19.21億美金——短短五年之內，經濟規模竟翻了一番！
可出乎意料的是，經濟的高速增長，雖然也帶來了新加坡普羅大衆的收入上漲，但組屋出售的狀況卻仍然不容樂觀。
····肆···
爲了加快“居者有其屋”這一穩定新加坡社會的關鍵政策，新加坡政府遂在1968年將“中央公積金”的適用範圍從養老擴大到了組屋購買之中。
但公積金雖然屬于新加坡政府的“多繳多得自助型福利制度”，強制公民繳納，但由于利率高于銀行，利息低于銀行貸款利率，以及此後公積金適用範圍的進一步擴大，使得新加坡人都樂于參與公積金——1981年時，公積金便能用于支付私宅購買，而到了如今公積金已經適用養老、住宅、家庭保險、子女教育、醫療等範圍。
公積金的存在，不僅使得新加坡低收入階層能夠有能力支付首付，還能利用公積金進行還貸，甚至還能通過公積金賬戶向建屋發展局申請貸款，同時公積金也爲新加坡政府在征地建房上提供了強有力的財力支持。
而爲了進一步降低房屋成本，增加新加坡政府在征地上的主動權，新加坡也一改英國殖民當局的土地政策，在1966年以《土地征收法》取而代之。該法明確規定只要公共利益需要或者滿足其他條件之一，新加坡政府就能以較低的補償價格進行征地。
此外，新加坡常年向建屋局提供低息貸款——根據統計，從1960年到1970年，建屋局每年從政府獲得4億新元的低息貸款，同時還獲得大量財政資金，以維持其運作，彌補建屋局因爲遠低于成本價出售組屋所帶來的虧損。
三管齊下，再加上新加坡逐漸拓寬了公共福利性住宅的門檻，由低收入階層，擴大到了高收入階層以下，同時還不忘與時俱進的提供多樣化住宅産品——從緊湊小戶型，到如今的四世同堂型的五居組屋，以及提供給改善型需求的類似于私宅的EC公寓。
從此新加坡登上了自有房屋擁有率的快車道，1970年時新加坡相較建國之初，房屋自有率上漲了20.2個百分點至29%，到了1980年房屋自有率更是上漲到了59%。
隨後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內，新加坡就在房屋自有率一項上徹底趕英超美，如今更以91%的房屋自有率成爲了全球住宅政策之楷模。
····伍··
不管是建屋局從財政獲得的大量補貼，還是借來卻從不被追賬的政府低息貸款，無疑都需要新加坡政府擁有強勁且持續的經濟實力作爲基礎，而地狹人稠的新加坡可供選擇的産業其實並不多。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新加坡的工業完成産業升級，擁有了現代化制造業布局，甚至成爲了全球煉油三大中心之一，但新加坡並未滿足于此，在工業蓬勃發展的同時，新加坡的金融業也開始長遠布局並迅猛發展。
1973年，新加坡證劵交易所方才成立，到了1995年，新加坡證劵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已高達226家，市值規模超過2500億新元，而金融業的産值也因此占到了新加坡國民生産總值的近三成。
但新加坡並未耽溺于金融和服務業所來的“美好前景”，落入空心化陷阱，而是堅持多元化的産業結構——工業、金融和服務業以及高新技術業多頭並舉。
至于今日，新加坡第二産業産值仍占到GDP的25%左右，跟金融業並駕齊驅，同時高新技術産業也迅猛發展，以信息通訊業爲例，其産值從1990年的18.1億，上漲到了2017年的175.8億新元，經濟規模上漲了近10倍！
正是完善的經濟結構，使得新加坡避免了“産業空心化”的陷阱，不用將經濟增長寄于房地産，免于房價畸形，公民群居以至于淪落到“失去尊嚴”的地步，最終動搖社會的局面。
·····合·
如今新加坡經濟發展平穩，2018年人均GDP高達6.46萬美金，遠遠高于昔日亞洲四小龍的同侪。而新加坡的住宅政策也在與時俱進，爲各階層提供合適房屋的同時，其價格和補貼力度依然足夠大。
新加坡現在的公共福利性住宅分爲兩個大類，一爲傳統意義上的“組屋”，一爲EC公寓。
在購買組屋時，分爲成熟市鎮和非成熟市鎮，此外根據房型、收入不同，新加坡政府給予的補助金亦有不同，最高補助金能達到八萬新元。
以非成熟的榜鵝市鎮的組屋社區爲例，兩居室的組屋全額起售價爲109000新元，在獲得補助金後，購房者家庭最低只需要承擔29000新元的購房款項——補助金最高爲八萬新元。
而同市鎮同社區的四居室組屋起售價287000新元，在獲得補助金後，購房者家庭則最低需要承擔227000新元的購房款項——補助金最高則爲六萬新元。
再以成熟市鎮淡濱尼的組屋社區房屋售價爲例，四居室的組屋起售價312000新元，購房者需要自行承擔267000新元的購房款項，補助金最高能達到四萬五千新元。
而EC公寓，則是所謂的共管公寓，由建屋局等機構合並而來的住宅與發展委員會（HDB）跟私人開發商共同推出，主要針對改善型需求和新入籍人士，雖然購買EC公寓的補助金相較組屋較少，但根據收入、申請次數的不同，最高仍然拿到30000新元的補助金，同時EC公寓也只有同區私宅價格的60%。
可以說，新加坡數十年來的住宅政策可謂“一以貫之”，完全踐行著“居者有其屋”，甚至于“應需而變”但“福利原則不變”。而新加坡之所以沒有兜售土地，賣房抽稅賺錢的需求，終歸到底是因爲僅靠治下各産業所提供的財稅和收入就能滿足政府的開支需求。
2017年，新加坡稅收高達655.1新元，占政府當年收入的62%，此外淡馬錫、金管局（MAS）和政投公司（GIC）的投資回饋在當年亦高達176億新元，兩項合計已經占到新加坡政府收入的90%以上，再加上其他收入，使得新加坡政府收入在2017年占GDP比重20.48%，再加上新加坡福利制度並非“全民平等式”而是““多繳多得式”，福利開支不比歐美浩繁巨大，僅占GDP8%左右，毫無財政壓力。
綜上而言，可見新加坡完全沒有賣地賺錢的內驅動力，再加上近年以來保守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卷土重來，民粹主義更是逐漸勢大，多元社會下的新加坡，更需要貫徹“居者有其屋，恒産者恒心”的住房政策，穩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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