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購成爲了一種可感知的“灰色”職業，它指向了背後的社會需求。李歡歡知道，客戶光顧她，把她留在朋友圈裏，不只是因爲價格。
在經曆了第四年學生/代購的斜杠生活後，在新加坡讀書的張曉燕開始思考自己的退路。此時她從校園走出，在異國覓得工作，事事順利，除了發現一直耕耘的副業前途不定。
緣起2019年的第一天，《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商法”）正式實施。因爲規定電商經營者需要“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並且“履行納稅義務”，“代購”這個職業的前景也被納入早已彌漫的寒冬說法中。尤其2018年下半年，密集的恐慌情緒在網絡上傳播。
如果這是早就銘刻在法條上的禁止，或不會引來如此多爭議。從“灰色地帶”到“觸犯法律”，這個頗具國情特色的職業，可被視爲社會發展階段的産物，是生活方式變遷下由欲望強烈的人們驅動的跨境追逐行爲。它暗示著一種衆人皆知的現實困境。
行業初期的野蠻生長猶如俄羅斯方塊的遊戲，胡亂堆砌皆能得分，但等到問題成山，監管入場，身份成疑，再要“得分”已經不易。備受關注的從業者們進入冬天的說法自然不假，他們的選擇會是什麽？
兼職開始
最初可能是閃現“賺點零花錢”的商業頭腦，或是受人之托，反正在當下的語境裏，一旦出境總是被聯想成和順帶購物逃脫不開的關聯。
“即使原本沒曾想過（做代購），也有很多人跑來問這問那，你懂的”，2017年，剛到香港讀研究生的第一個月，李歡歡就重新拾起代購的飯碗。
大三的時候，她曾經合夥同學，做了一段時間的韓國代購，注冊微信小號，積累了原始的顧客群。之後讓身邊的朋友各自小範圍簡單宣傳一下，便重啓了小號的使用。
運氣助推了這份兼職，當時恰好是iPhone兩款新機型前後發售之時，身邊人對此的瘋狂還可以想象，高昂的電子産品價格在初始便給她帶來了盈利。
其後，構成主力的顧客有時是需要保健品、藥油和奶粉的媽媽級別人物，也有執著于化妝品的年輕女性，後者熱衷于發一張試色圖來問，“還有這個色號嗎？”沒摸清門路的時候，住在香港偏遠區域的李歡歡會親自跑去熱鬧的尖沙咀給一個確定的回複。
代購是一份隨時都能開啓的職業，人物流通和信息發布的簡易程度已經不難想象，背後建立起來的是盤根錯節的産業鏈條。其複雜性，從電商法的出台經曆可見一斑，自啓動立法開始，該法經曆了四次審議和三次公開征求意見的前後五年時間，其中因平台責任認定輕重的爭議，社會還曾有過廣泛討論。
北京德恒（深圳）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呂友臣律師向《南風窗》記者解釋稱，電商領域涉及的法律關系很複雜，和便于規範管理的傳統交易不同，還要另外照顧到線上平台方、支付方和運輸方等法律角色。
這也折射了代購身上所難以理清的複雜關系。現實的情況裏，除了我們所熟知的本人從境外親自帶回的“人肉”形式，成爲代購的方式實在多樣，即使人在國內也可以操作無虞。
2018年3月，在合肥居住的羅菲選擇了在國外網站海淘物品到家，再逐漸分發的方法，加入代購圈。六年前，她便開始了在美國和日本的亞馬遜上挑選商品的生活，選到省心轉運公司的話不算麻煩，她熱衷于這樣的購物。語言的差異和國內外局域網的限制，給了她競爭的壁壘，對于把握打折季，羅菲已經顯得輕車熟路，這時，“熱門的商品，經常秒光。”
讓她安心的是，通過這種方式的商品轉賣風險低得多。
畢竟讓代購們恐懼的是在面對海關的環節，力度不斷收緊的檢查才是預示“寒冬”直接有力的信號。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愈加頻繁的開箱次數和貨品扣押帶來了成本的大幅上漲，這會是比面對法律更迫切的困難。以稅收漏洞爲盈利點的代購們苦不堪言。
網上流傳著不少機場裏代購紮推開箱等待檢查的圖片，有好事者稱其中一次浦東機場的檢查爲損失慘重的“血洗事件”。有代購稱，海關抽查的強度不定，但近半年以來的形勢難免和電商法的實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偶爾回國探親的張曉燕已經不再敢“人肉”帶貨了。2018年的9月，在基本鋪滿産品介紹信息的朋友圈裏，她記錄了一次過關被查的經曆，攜帶的貨物價值兩萬元，卻被罰了超過于此的稅款。
代購的行爲實質上就是“電商”。不僅在中國，即使是美國的電商也正因擁有相比實體零售優惠的稅收差異獲得了發展的紅利期。法律出台後，産業體系下的個人選擇不同。
2016年11月14日淩晨，首爾東大門市場，韓國飾品店中擠滿了打貨代購的女孩。
困惑和應對
電商法的出台涵蓋的是普遍意義上的電子商務行爲，而公衆將注意力聚焦于跨境電商上，事因在2018年11月2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了加快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決定，隨後多個部門相繼發文落實，才引起關注。
從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電子商務法》是我國電商領域首部綜合性法律。圖爲河北省承德市網絡代購經營者接過承德市發放的首張“電子商務”營業執照。
舍棄的代價不大，“代購”只是她正職以外的興趣。每天下班回家做一些拆分包裹的工作，一個月額外帶來兩千多元的收入，在代購圈裏實在不算多。
身處海外，張曉燕同樣感到迷茫：登記後稅要怎麽交？交多少？既然說線上線下要平等，那爲什麽路邊的小攤販不用交稅？
她的微信頭像是兩個正在喊話的卡通人物，圖畫上方號召著“買買買”，這在最近變成了失效的呐喊。因爲直郵貨物過關的時間變長，已經很少有顧客主動提出讓她采購的需求，“因爲大家都知道等不來”，她現在只發布以前囤來的現貨，“有那麽點清貨的意思吧”。
在對應的新聞畫面裏，央視報道稱，代購應對電商法的措施是減少宣傳的分量，用手繪替換商品圖，並在配文隱藏售賣的信息，以此“混淆”視線。這是被拿來當段子一樣報道的代購現狀。
2019年後，張曉燕就是這樣隱晦地發朋友圈的，並且設置成僅三天可見，但是這種掩耳盜鈴的方式沒有帶來太多安全感。
接下來的選項是退出或者正式登記，不過她承認，後者依賴的資源太多，其實是更爲後備的選項。
她認爲，這次電商法的出台，會對大代購影響更深。因爲這些流水賬可觀的同行是將此當作全職工作在對待。李歡歡見識過猶如“工作室”一樣組織的大代購，在全球各地都有“買手”。他們都覺得首當其沖的會是這群人。
一位在墨爾本留學的中國學生表示，家裏的親戚經常有購買保健品的需要，當地華人開設的物流公司能提供很低的直郵價格，寄回家很方便。她反問記者，這能否被納入爲“零星小額交易活動”中？
影響是因人而異的，並非每人都在等待明確的答案。比如在羅菲所接觸到的代購圈子裏，不少人“也就擔憂了一天吧，1月2日就繼續賣了”。一位回複記者微博私信的日韓代購稱，年前和很多人一樣以爲會不做了，現在“還是在做，感覺沒有什麽區別”。
2016年2月29日，來自濟南的微商女孩在藥妝店購買的藥妝裝滿多個行李箱。
能存在多久的職業
在電商法出台前，代購也曾經被預言“消亡”，2015年，有報道稱大型電商平台加入運營跨境商品後，代購群體將會受到極大的沖擊，類似的新聞在過往不時出現，但是其生命力卻比預想的還要頑強。
代購潮的出現普遍認爲源于衆人皆知的“三聚氰胺事件”，一下擊垮了消費者的信心，著急的媽媽們成爲搶先提出需求的群體，出境、出國提供商品的服務開始出現。
發展速度愈加增快，艾媒咨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跨境電商整體交易規模（含零售及B2B）達7.6萬億元人民幣，是2010年市場規模的三倍。
這讓代購成爲了一種可感知的“灰色”職業，它指向了背後的社會需求。李歡歡知道，客戶光顧她，把她留在朋友圈裏，不只是因爲價格，她的商品一般比淘寶的還要貴20-30元，但是最重要的是——“保真”，他們覺得值得。
李歡歡沒有想修飾朋友圈，那是“自己騙自己”，電商法的出台也沒有嚇退她。不過還是有顧客提醒，注意一點，她便減少了發布的頻率。
大環境的暗流湧動，攔下了一些以此爲樂趣的從業者，剩下的會竭力尋找自己的應對方法。競爭肉眼可見地變得激烈，李歡歡的兼職依然有穩定的客源，“反正老顧客一直都在，他們會拉新朋友進來。”因此即使朋友圈只有不超過一千位的聯系人，她每個月也能賺到一萬多元。
下一步李歡歡考慮聘請小編來打理賬號。剛開始的時候，她像很多新手一樣，全香港走遍，就爲了問某個色號或者搶到折扣，因爲太累還曾經暈倒過。但是她很快就摸到了訣竅。
一套應對風險的方法也建立起來，比如“人肉”過關的時候就未被發現過，“會查其他人，但不會查我”，她有看起來不像代購的辦法。如果遇到了商品查扣，也可以解決，“這是商業機密”，她說。
國人除了關注質量以外，消費升級的趨勢也帶動了化妝品及其他奢侈品的銷售。我們所熟知並冠以口頭禅的名牌包、口紅、手表的受歡迎，映射著當下人的購買觀念。消費金額的累積讓李歡歡很快積累到了櫃台VIP的資格，她可以提前向“櫃姐”咨詢庫存；現在也會找一些兼職的跑腿，不再需要自己到處跑。
未來，代購是會以個人還是其他的狀態“重生”還斷言尚早，但目前不只是稅款，摻雜其中的假貨問題也愈加嚴重。有業內人士曾經對媒體表示，“說到底，代購只是消費市場的一個補充，而不是産業升級的主力，無論扶持力度還是轉型前景，都不會像預計的那樣理想化。”
圍繞代購的話題還會保持活躍，在他們有利可圖的“利”中，無疑是當下消費社會中的一面鏡子，照出了那種成爲潮流的快速、強勁的消費狀態。
官方的配套動作也在加快，逐步加大開放的力度。國務院常務會議在2018年的5月30日決定，從7月1日起，較大範圍下調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更好滿足國內居民多樣化消費需求。
此前曾經有因代購入罪判刑的案件發生，在此次電商法出台後的社會討論中被提及。呂友臣認爲不能簡單類比，具體的案子還需要詳細分析，唯一明確的標准是如果個人偷逃稅款達到10萬元，已經觸碰到了紅線，這是無可置疑的犯罪行爲了。
談到退出的原因，畏懼違法風險以外，羅菲覺得精力跟不上了，“最開始是喜歡的事情，有一點變成了累人的事情”。
盡管輕車熟路，但是主動的轉型已經開始，沒有停下來的李歡歡開始接觸醫療行業，和診所對接、安排來港接種HPV疫苗，這是更能看得見未來的變化：“在代購的過程中，我知道我對商品是沒有任何附加價值的，這是會被時代淘汰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