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財政預算案爲未來四年提供了24億元的強大財政資源，以實施未來經濟報告裏的七大戰略。然而，一些對未來經濟委員會的權職範圍有所誤解的國人，就會期待有更詳細、具體的政策建議。這是與2003年的經濟檢討委員會（ERC）和2010年的經濟策略委員會（ESC）截然不同的報告。實際上，未來經濟委員會的報告應被視爲“進行中的工作”，而2017年財政預算案則應該作爲前者的“長期籌資渠道”。
但是，未來經濟委員會的七大戰略不能跟過去的策略完全不同，除非我們過去的方向是非常錯誤的。尤其是在最近全球化的不穩定狀態，以及科技發展、區域基礎設施發展和正在進行的地緣政治重新調整，而帶來潛在破壞性變化之際，期待未來經濟委員會在短短的12個月之內，就提出未對公共政策進行循證評估的詳細政策建議，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對于那些希望看到更具體的政策建議的國人來說，或許在未來經濟委員會報告的版本2（CFE Version 2.0）裏，我們可以期望部長和法定機構“檢討、制定和實施”詳細的經濟政策，以增強新加坡人的技能、提高新加坡公司的國際化程度，爲新加坡經濟尋找和創造新的增長來源，因爲一些較老的産業可能已經成熟。今後，通過更強的預算體系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通過基尼系數衡量）也仍將是重要工作。
群力能使未來十年
年均增長2%至3%
2017年財政預算案和未來經濟委員會的願景聲明至關重要。可能一些人並不了解，前者爲後者提供了財政支持，以確保“政府能夠協調、包容和積極響應”，就像在未來經濟委員會的報告執行摘要中所提到的那樣。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在過去的十年裏，各部長和法定機構並沒有很好地溝通協調公共政策。因此，自2011年以來政府關于如何資助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包括公共住房、醫療保健、交通和教育等公共服務的體制變化，仍在2017年財政預算案繼續出現，體現了連續性和一致性。
更謹慎的說，未來經濟委員會已宣布，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集體努力將會使新加坡經濟在未來十年平均每年增長2%至3%，而財政預算也必須根據國內生産總值（GDP）的平均增長目標來制定。這種經濟增長目標範圍，明顯低于2010年的經濟策略委員會所定下更具野心的平均3%-5%年增長率目標。然而，即使把目標定在這個最新的較低經濟增長範圍，新加坡經濟必須在今後十年內擴大25%。這意味著，在有利的外部環境下，政府必須靈活，並及時地作出反應、抓住機會，使新加坡經濟增速遠遠高于未來經濟委員會提出的增長目標上限，以彌補當全球經濟低迷時，經濟增長有可能低于目標下限的情況。
在過去的五十年裏，新加坡的經濟表現已經超越了課本上所提到的案例，而勇于追求更高目標也爲新加坡帶來額外的回報。與其選擇贏家（picking winners），不如承載贏家（hosting winners) ，就像新加坡多年來已把包括電子、煉油、化學工程、制藥和生命科學作爲制造業集群的成功例子，這個集群已成爲制造業的重要部分，並且對服務業也産生了溢出效應。我們應該記得經濟發展局前任主席楊烈國的5-5-5概念，即“每個行業在頭五年內奮鬥，在接下來的五年裏成長和穩定，然後在最後的五年裏成熟”。他爲新加坡設想的一些未來集群， 包括機器人、人工智慧、數碼科學、大數據中心和無人駕駛運輸。作爲工業政策，政府承載贏家才是正確的模式。
當我們正在考慮一個十年計劃，但對于塑造新加坡未來經濟的整體方向和戰略，必須和大多數利益相關者達成一些基本共識，並獲得多數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這就要求我們去應對不受歡迎的問題，如果必要的話還得去挑戰傳統智慧、打破常規思考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新加坡的增長潛力，重塑我們的新經濟結構、重新考慮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對外國勞動力保持開放，並對新加坡的長期最佳人口組合有一個清晰、不太過情緒化的願景。
在這裏，分享一些最終的想法：
一、低增長和緩慢增長應該是新加坡的經濟新常態嗎？
二、新加坡應該像許多其他高度發達的經濟體那樣全盤向服務型經濟轉型，還是應該保持其經濟在制造業活動中占有一定的份額？
三、我們是否需要一個福利制度，還是應該堅持現有的政策，以共同支付的方式來緩解收入差距？
四、爲了容納包括藍領和白領在內的最佳規模外國勞動力（其可能會長期影響官方退休年齡），基本的原則和未來的公共政策包容度應該是什麽？
五、在詳細的公共政策協調下所制定出的具體方案中，對于新加坡來說，什麽樣的穩定狀態最佳人口規模，會被大多數人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上所接受，並且在基礎建設上和經濟上可持續？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