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見證者，它不僅目睹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衰落的悲涼，見證了中國人民一次次要民主爭自由，反抗外國侵略和反動統治的鬥爭，同時還見證了新中國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更是共和國舉行盛大慶典的重要地點。
如今，每當人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向北望去，只見在陽光照射下，天安門城樓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熠熠生輝。而在廣場整體布局上，天安門城樓更是大有「橫空出世」之氣概，無可爭辯地成為了廣場核心建築與制高點。
可多少人知道，現在人們看到的城樓，其實已經是1969年至1970年重建的城樓。
天安門作為明、清兩代皇宮的正門，曾是封建王朝權力的象徵。新中國成立後，天安門又因在歷次大型慶典活動中作為主席台而名揚四海，並進而成為了首都北京的代表性建築和新中國的象徵。因此，凡是來到北京的中外遊人，無一不想一睹其莊嚴雄偉之風采。
以開國大典為標誌，天安門城樓成為了新中國的象徵，給人民帶來了歡樂，也帶來了信心和力量。人民愛護她，珍惜她，為了她保持金碧輝煌的容顏，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傾注了深情和汗水。
在全國解放前，天安門城樓與整個北京城一樣，已經是破舊不堪，解放後不得不進行幾次修繕。
1949年夏秋之際，為迎接開國大典，因時間緊迫，北平市政部門只是重點對天安門城樓多年來積存的鴿糞、蒿草等污物進行了清除，對破損的磚瓦、門窗等構件進行了簡單的整修。
1952年，北京市第四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較全面地修繕天安門城樓。這是自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之後，在長達260年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的修繕工程，主要對破損的門窗和個別已經腐朽的梁木進行了更換，對屋頂梁橋和天花藻井的彩繪重新進行了彩畫。
在這次修繕過程中，工人們竟然在城樓西邊的木樑上，發現了3發沒有爆炸的炮彈，而彈殼上還隱約可見幾個英文字母。這3發炮彈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罪證，使人不由地回想起我國近代史上屈辱的往事。
天安門城樓經過這次修繕，整個面貌煥然一新。北京市政府為把城樓的大殿裝飾得更有氣魄，更有古樸典雅的民族風格，決定將大殿內的宮燈全部更換，並決定請一批國畫大師為新宮燈作畫。
老舍先生聞知此事後，決定為修繕天安門城樓盡一份心力。他親自出馬，邀請到當時最擅長國畫的諸多名家——於非、徐燕蓀、王雪濤、秦仲文、胡佩衡、溥雪齋等老先生參加這項工作。
這些國畫名師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藝，以自己獨特的風格、奇妙的構思、精湛的筆墨，為巨大的新宮燈四面配畫。這些名家的大手筆果然不同凡響，為古老的天安門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1956年，北京市政府又對天安門城樓東北翼角及劈裂、脫樣的角梁進行了翻修，並且接長了城台欄杆扶手。為確保天安門的絕對安全，有關部門還在天安門頂部四周安裝了避雷設施。
然而，天安門城樓自1465年(明成化元年)建成後，畢竟已有500年了。5個世紀的風霜雨雪和無數次的自然災害，所傷及的絕不僅是表面肌膚，內中沉疴也在情理之中。
在60年代初的一次檢修中，技術人員發現城樓大廳里靠近毛主席座位的那根12米高的巨柱，已經空了近10米。有關人員迅速將這一險情上報中央有關部門。中央立即派人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結果又發現，天安門城樓因長期失修，建築結構已嚴重壞損變形，加之市內過度采汲地下水和城樓自身重量，主體已嚴重下沉，雖經多次維修加固，但未能徹底解決問題。結論是：問題很嚴重，天安門城樓應該重新翻建。
1965年，翻建天安門的籌備工作正式開始，不幸的是「文 革」很快開始。在那破「四舊」的年代裡，天安門的翻建籌備工作不得不暫停下來。
1966年3月的邢台地震，波及天安門，使天安門城樓的結構嚴重損壞、變形，已有260多年沒有進行大修補的天安門，危在旦夕，有塌垮的可能。政府組織力量對城樓內的五架梁、西山花踏腳木、劃架柱進行了加固，將部分傾斜的樑柱等構件增加了鐵箍。
這些，都是些臨時應急措施。考慮到保護天安門城樓這一歷史古蹟的需要，也為了確保黨和國家領導人在節日慶典時的安全，在「文 革」狂熱的風潮剛剛平息下來不久，1969年國務院決定，拆除舊天安門城樓，在原址按原規模和原建築形式重新修建，建築材料全部更換新的。
重建天安門城樓方案經周總理親自批准後，於1969年12月15日開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組成了有總參、北京衛戍區、北京市革委會等有關部門參加的「天安門城樓重建領導小組」。
北京的冬天本是不適合進行建築的季節，水泥在寒風中往往沒有使用便會凝結。當時選擇這個時候動工，是因為明年「五一」節要照慣例在城樓上舉行慶祝活動，國家領導人都要登臨，不得不抓緊時間施工。
承擔這項任務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築工程公司。公司組建了天安門工程現場指揮部，組織了4個施工連隊。整個工程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施工隊伍都是軍事化管理。所有參與這項工程的人員不得透露內情，對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為確保工程秘密進行，整個天安門城樓必需用葦席嚴密遮蓋起來。天安門城樓長66米、寬37米、高32米，要將這個龐然大物整個罩起來，其難度可想而知。
當時的情況是，如果用鋼管搭架，就需1個月的時間。由於工期緊，任務重，架子工人突破以往方法，用數根杉篙綁在一起，層層連接，用葦席搭起天棚，將城樓圍得嚴嚴實實，留出送料的循環馬道。不到10天搭好天棚。同時，冬季施工需要保溫，他們又在中山公園內臨時建起一座鍋爐房(當時公園已不對外開放)。因此在整個施工期間，儘管外面是滴水成冰的隆冬，棚內卻溫暖如春，晝夜通明。
在整個施工過程中，指揮部共組織了拆除、大木安裝、屋面(上穴下瓦)瓦、油漆彩畫、管道五大戰役。
拆除舊城樓，這是開工後的第一個關鍵項目。
據說，金絲楠木盒裡的所有東西都是古代的避邪吉祥物，後全部上交國庫。
到新建城樓時，姚師傅也沒忘記在原來放「寶盒」的位置，放上一件當代「避邪物」。他精心準備了一塊17厘米高、12厘米寬、3厘米厚的漢白玉石，上面豎向刻著「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樣，並用金箔貼字，耀眼明亮。姚師傅將漢白玉石字體朝南、小心翼翼地插進混凝土裡1/3處。這塊漢白玉石成了新中國重建天安門城樓的歷史見證。
拆除工作完成後，接下來就是大木安裝。
最初從舊城樓上拆下來的木構件，都經北京建築設計院畫圖，再交給北京光華木材廠按圖紙進行加工。據北京古建築公司的工人講，翻建天安門時斗拱所用木料都是楠木，來源於東直門城樓。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樑均用整體木材製成，所有木構件都作了防腐、防蟲、防火的化學處理。至於天安門城樓究竟由多少塊木料組成，誰也說不清，只知道有上千種規格，上萬個部件，上下壘疊，縱橫交錯。
天安門城樓有60多根柱子，最粗的直徑米，最細的也有米，每根12米長。那些重7噸以上的，一輛載重15噸的卡車也只能拉一根。當時曾在海南島和西雙版納原始森林找到了質地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但運輸成了問題：火車時間太長，直升飛機吊不起來，兩架飛機吊太危險。最後許多木料都是從加彭和北婆羅洲進口。這種木材似紅木，質堅，色紅或黃，遇火不著，只冒煙。
木工活完畢，便是油漆彩畫。所有描龍畫鳳的製作都經過嚴格的1麻5灰13道工序。最後貼金箔，重修的天安門城樓共用去6公斤黃金。俗話說「一兩黃金蓋一畝」。此話雖然誇張，但卻道出了黃金具有極好的延展性。金箔薄如紙而鋒利無比，不能直接用手拿，否則就會嵌進肉皮，油工們小心地用竹夾一張張夾起，敷在未乾的油漆上，再用細毛筆一點點捋平……
周恩來總理自始至終都關心著天安門城樓的重建工程。他親自聽取彙報，審閱圖紙，多次批示有關工程的請示報告，使工程進展十分順利。為了保持天安門城樓的原面貌，一些重大問題，都由周總理親自審定。例如，在施工當中，「文革」中紅極一時的謝富治曾要求把老檐、小檐下面的木製斗拱改成玻璃鋼的，這使工程指揮部很為難，於是拿著模型去請示周總理。總理表示：照原來的木斗拱樣式製做。
又如，天安門正脊兩端的大吻，原來是龍的形狀。但在重建時，對於圖案和彩畫的處理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古建築應當按照傳統的方式修建，只有用級別最高的「金龍和璽」彩畫、大面積描金，才能與天安門的政治地位相符。另一種意見是，「金龍和璽」彩畫和「仙人走獸」都是「四舊」，屬於封建內容，新中國的天安門應具有革命意義，要用葵花向陽和延安寶塔等圖案來代替。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結果便上報周總理。周總理看完報告後說：「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原主體部分不要改。」並批示：天安門彩畫整體用樸素的「大麗花和璽」，勾頭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圖案，其餘一切照舊。
重建天安門城樓，斗拱尺寸加大，又調整了屋頂的舉架，增加了屋面的坡度，在兩檐之間加高87厘米。這種加高，只不過是根據木結構建築因年久下沉的比例，使天安門恢復到原有的米高度。加高後的天安門城樓，人們很難察覺到，這是因為設計人員和工人師傅們，在施工中吸收了明朝的建築手法，加高了斗拱的鬥頭部分，使飛檐更加上翅。這樣，不僅使天安門顯得更加雄偉高大，而且還使掛在重檐之間的國徽得以昂頭，顯得更加莊重。
最後一道工序——掛國徽。直徑米、需8個人抬的國徽由北京雕刻廠完成。當時周恩來對掛國徽十分重視。他說，天安門是馬列主義的大講台，資本主義國家要看我們的國徽，如果掛不正，會笑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連國徽都掛不正，要派可靠認真的人把這個關。
這個任務最後交給了姚來泉師傅。當他檢查時發現，國徽背後有鉛筆寫的抬國徽的人名和日期。根據領導指示：國徽不能有任何痕跡，於是他用細砂紙打磨掉了字跡，檢查通過。國徽被左右兩個滑輪吊到固定位置。國徽的位置要對準北京的中軸線，一絲一毫不能偏差。
測量局的同志站在紀念碑前的中軸線上，用高級經緯儀對準天安門城樓，準確地說，經緯儀中的線要和國徽上細如髮絲的中心線重合。姚師傅根據對方左右手示意的兩面黃旗，不斷地調整國徽的位置——整整用了3個多小時，才把國徽準確無誤地掛在了北京中軸線的位置上。重建的天安門城樓，經國家驗收全部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