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佛系新加坡？這個國家防控新冠病毒帶來的啓示
政府與民衆之間的互信有多重要？
2月4日，新加坡惹蘭勿刹一帶，一名男子走過中藥行。新華社發（鄧智炜攝）
截至2月12日，新加坡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確診病例達到47起，治愈人數爲9人，待排查疑似病例43人。
新加坡成爲中國以外新冠病毒感染最嚴重的國家，由此引起了中國國內網民的關注。尤其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月8日下午發表的全國電視講話，更是攪動了國內的輿論場。
這兩天很多國內的朋友聯系我，或是問詢新加坡已經“放棄治療”的具體狀況，或是叮囑我加強防護，多多保重，讓之前還沒有感受到疫情對生活有多大影響的我，突然有種深陷疫區的感覺。
但事實上，新加坡人對這場疫情以及領導講話，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
佛系新加坡？
這次李顯龍的講話最受國內朋友關注的有兩點。
一是李顯龍比較了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指出新冠病毒的感染率高于SARS，但是致死率遠低于SARS。隨後，李顯龍比較了新冠病毒和曾在2009年肆虐新加坡的H1N1流感的致死率——他對比了湖北之外新冠病毒的致死率（2月8日爲0.2%，2月10日上升爲0.3%）和H1N1流感的致死率數據（0.1%），並表示如果新冠的致死率維持在這個水平的話，其危害程度可能類似于流感，而不是SARS。
第二個引發關注的內容是，李顯龍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在本地社區發生大規模蔓延，基于新冠致死率比較低的事實，新加坡政府會考慮在某個節點放棄現在隔離所有可疑病例、並追蹤密切接觸者的措施，轉而鼓勵輕症患者到家庭醫生和社區診所就醫，並在家治療，把醫院的醫療資源集中于治療老幼人士和重症患者。
這部分內容被很多中國國內朋友解讀爲新加坡已經“放棄治療”“自暴自棄”“聽天由命”和“無所謂”了，以“新加坡已經佛性接受病毒傳播”等類似標題的文章廣泛流傳。
新加坡的一些不一樣的措施，比如到現在仍在呼籲民衆如果沒有生病就不需要戴口罩，仍然不取消大型活動，更加深了這種認識。很多人注意到，就在李顯龍講話前一天，新加坡社區還在舉辦一年一度的元宵節萬人宴，李顯龍總理宴請了議員、基層領袖等。
但是相比中國國內網民的反應，李顯龍的講話對新加坡民衆的情緒反而起到了安撫作用。
李顯龍講話的前一天，新加坡政府將防疫警戒水平提高到橙色，並引發了一定的恐慌情緒，超市出現了搶購囤貨現象。但是，在李顯龍發表講話，稱“恐懼比病毒對我們傷害更大”，並表示有信心保證物資供應之後，民衆情緒反而趨向平穩，超市搶購現象也很快消失。即使仍有些許恐慌情緒，但也是針對疾病本身，而不是來自對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滿和失望。
詳細的防控預案
新加坡政府長久以來在國際上被認爲是技術專家治國政體（technocracy）的典範。所謂技術專家治國，指的是由在技術上擁有高水平的專家來決定政策，其特點是在決策中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考慮因素最小化，強調科學技術和專業知識的主導地位。
英國《經濟學人》2011年月的一篇《技術官僚：像機器一樣思考》文章認爲，技術專家治國政體是最適合應對災難管理的體制，並認爲新加坡是技術專家治國最成功的案例。
自新冠疫情在新加坡出現以來，政府的反應基本上符合技術專家治國的路線。
新加坡出現第一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是在1月23日，他是一名從廣州飛到新加坡的武漢遊客。就在同一天，武漢宣布封城，新加坡政府立刻在機場設立了體溫檢測等措施，將體溫異常的中國遊客進行隔離。到了1月27日，新加坡的確診病例達到7例，全部都是來自武漢的遊客。新加坡政府隨即將疫情預警級別定爲第三級的黃色，並宣布限制持湖北省簽發中國護照的遊客入境，同時要求在1月14日之後從中國返回的居民（不分國籍）自行居家隔離14天，而從湖北省回來的居民則需遵守強制隔離令，接受定時抽查。
這時候，新加坡社交媒體開始出現大量要求禁止所有中國遊客入境的呼聲。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當時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成語呼籲民衆克制排外情緒。但是，到了1月31日，感染病例增加到17例，雖然所有確診病例仍都是武漢遊客，新加坡政府的態度發生轉變，宣布禁止所有非新加坡居民的中國護照持有者以及過去14天到過中國的其他國家人士入境或轉機。這中間看似是政府屈從于日益高漲的民粹呼聲，實際上是因爲一些從新加坡返回的中國遊客相繼被確診爲新冠病毒患者。其中兩位來自廣西旅行團的患者，後來被證實直接或間接感染了至少七名新加坡旅遊從業人員和家屬。
到了2月3日，新加坡出現了首起在本地感染的病例，政府隨即將疫情警戒級別調高至黃色；在2月7日出現數例群聚感染病例之後，再將警戒級別調高到橙色。
新加坡政府制定的本地疾病爆發應對系統。圖/作者提供
新加坡的防疫預案簡稱DORSCON，是在SARS病毒之後的2005年由新加坡衛生部主導制定的，並隨後在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中首次啓動。這個預案的最後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根據這個預案，疫情來臨時的危機管理系統由一個以內政部長爲主席的部長聯系會議來提供戰略和政治指導，並由作爲內政部最高級別官員的常任秘書作爲危機應對執行小組的組長。
這個預案很詳細地對相關情況下的防禦措施、政府跨部門協調、出入境控制、公衆交流、應急物資采購等方面的應對措施做了說明。內容涉及組織早期治療、采取降低病毒傳播和減低對衛生系統沖擊的措施，並對如何保護醫療人員、確保基本社會服務，以及商業的延續性做出了相應的規定。預案對疫情出現時的隔離、治療、接觸隔離、探訪、甚至屍體處置也做出了指導性安排。
所以，從新加坡民衆的角度出發，政府遠沒有“放棄治療”。相反，新加坡政府是在根據疫情的變化不斷加強應對措施。即使仍然舉行元宵節萬人宴，但也已經根據橙色警戒級別的要求將規模減半。與此同時，學校取消了所有課外活動，要求所有學校和工作場所每天測量四次體溫來控制疫情，公立機構和私營公司則立刻將各個部門人員組合成互相不接觸的兩組人員，以保證一組人員因感染病毒接受治療和全體隔離時，另一組人員依然能保證所在機構的運轉。
官民之間的互信
針對李顯龍的講話，彭博社的一篇報道稱其爲“在亞洲各國一片恐慌氣氛中”難得的冷靜之語。文章引用了悉尼大學醫療價值、倫理和法律中心的高級講師克萊爾·胡克（ClaireHooker）的話稱贊李顯龍的講話是“一篇出色的危機公關範文”。 “他給人們指出了可以具體采取的措施，使人們感到對局勢失去掌控能力之際重新感受到一點控制力。”胡克這樣評價。
在國際衛生組織公關顧問、《二十一世紀的瘟疫：SARS病毒的故事》一書的作者托馬斯·亞伯拉罕（Thomas Abraham）看來，李顯龍的講話可取之處在于平實：“李總理的講話沒有隱藏任何事實，也不畏懼談論疫情未來可能變差的走向”。亞伯拉罕表示，只有在政府高度透明並且擁有民衆高度信任的新加坡，這樣的開誠布公才有可能。
由于從李光耀時代就開始奉行的技術專家治國理念給國家帶來長期繁榮和穩定，新加坡民衆對政府的信任度很高。這種高信任度反過來鼓勵政府以開誠布公的方式與民衆溝通，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進而提高政府的透明度，並在政府和民衆間建立了穩固的互相信任關系。
最能表現新加坡專家治國風格和民衆對政府信任的一點，可能就是關于戴不戴口罩的問題。從疫情爆發到現在，新加坡政府一直號召民衆只在不適的情況下戴口罩防止傳染他人。根據衛生部的解釋，新冠病毒可以確定的傳染途徑是飛沫和物理接觸，所以不戴口罩並不會顯著增大感染幾率，但是衛生部沒有否認口罩確實能降低感染幾率。
李顯龍夫人何晶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新加坡應該將口罩儲備預留給醫療機構。圖/作者提供
李顯龍夫人何晶在社交媒體上給出了更加現實的原因。她說，疫情的出現導致醫用外科口罩在全球都出現短缺，而且由于産量占全球一半的中國因春節停工，其他生産國如越南和泰國采取了出口管制措施，新加坡沒有穩定的進口來源，所以不能濫用自己的口罩和其他醫用儲備。她表示，爲了應對未來可能持續的疫情，新加坡應該將口罩儲備預留給醫療機構。
應該說何晶的說明是很誠實的，而總理李顯龍也以身作則，在探望新冠肺炎患者期間堅持不戴口罩。盡管民衆仍然搶購口罩，藥店裏已經很難買到，大多數新加坡民衆在戴口罩的問題上也沒有出現強烈的不滿。
針對口罩短缺的狀況，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免費向每戶家庭發放四只口罩的措施。總體上說，口罩問題並沒有造成新加坡政府和民衆的對立。
新加坡疫情可控
在李顯龍發表講話之後，很多國家加強了針對新加坡的旅行限制，也似乎表現出國際社會對新加坡疫情的擔憂。
比如，科威特和卡塔爾兩國分別在2月9日發布針對新加坡的旅遊警告。科威特甚至建議旅新國民立刻離開新加坡。英國也發布其非強制性建議，建議從新加坡等9個國家和地區返回的國民在家自我隔離14天。發表類似警告的還有以色列和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州政府。所以在很多人看來，新加坡的疫情頗有一種風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筆者認爲，新冠疫情很大概率不會在新加坡發生失控爆發。
首先，新近出現的多國旅行禁令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新加坡提升警戒級別的技術性反應，而不是針對李顯龍講話的具體內容。雖然李顯龍講話當日，新加坡新增了包括集聚病例在內的七名新冠患者，但是在隨後幾天裏，每日新增病例又降到2-3例，而且大部分仍是可追溯感染源的病例，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失控迹象。
其次，從隔離措施上來看，作爲一個獨立的島嶼城市國家，新加坡從1月31日起已經禁止所有非居民的中國護照持有者和14天內到過中國的其他國籍人士入境新加坡。這種措施基本等同于國內城市的封城措施。這就從源頭上大大減少了輸入性病例。
到目前爲止，還有大約三萬名持工作簽證的中國護照持有者沒有返回新加坡。在防疫警戒提高到橙色警戒以後，新加坡要求這些中國客工的雇主要先向人力資源部申請許可，才能讓他們回新複工。與此同時，政府加強打擊違反返新後自我居家隔離14天規定的行爲。2月9日，人力部吊銷了四名違反規定在隔離期上班的客工的工作簽證。
再次，鑒于新加坡的熱帶氣候，新冠病毒的傳染性理論上應該遠低于正處于冬季的中國。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傳染病科研與培訓中心主任副教授賴建文就表示，在新加坡潮濕悶熱的體外環境中，病毒只能存活一到三個小時，所以在戶外感染病毒的幾率很低。他認爲新加坡本地的傳染病例大多都是在室內空調房裏感染的，並建議民衆應對疫情應該少開空調。有的新加坡朋友甚至戲言，如果疫情持續爆發，只要把全島空調全關掉，就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此外，新加坡作爲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擁有優質的醫療資源和基礎設施。而且，新加坡多年的技術官僚治理體系培養了擁有相對高科學素養的公私機構和民衆，能促進政府各項應對措施的有效性。比如在新加坡政府提出從中國返新居民要居家自我隔離14天的規定時，企業和學校等機構行動非常高效迅速，緊接著推出具體落實措施。
不僅如此，很多機構還主動將隔離措施擴大到家裏有直系親屬從中國返回的人員。從法理上來說，這種對直系親屬的隔離措施屬于自願行爲，並沒有法律強制力，但是從筆者的觀察來看，新加坡的普通民衆從總體上不僅相當配合，還主動參與，很少出現由此引發的糾紛和沖突。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加坡特有的這種政府和民衆高度信任的社會關系可以部分彌補缺乏“強力措施”造成的不足。
（作者系美國德州理工大學政治學碩士，資深媒體人，現旅居新加坡）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