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一位保守派政治人物借以標榜自己政治立場的，無非是表達對政府尤其是全能政府的警惕。
1981年1月20日，羅納德·裏根在首屆總統任期的就職演講中就說過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目前的危機中，政府並不是問題的解答，而是問題本身。（《美國總統就職演說全編》第330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2月版，武軍、武巍等譯）
什麽危機讓政府成了問題？裏根演講就給出了答案，那是美國曆史上爲時最久、最嚴重的通貨膨脹之一。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起，這場通貨膨脹就折磨著美國社會，一直持續到裏根上任。
政府的問題又在哪裏？裏根演講同樣給出了答案，政府總想大包大攬，于是政府權力擴張、治理體系擴容、公共開支擴大，隨之赤字不斷上漲，終而寅吃卯糧。一言以蔽之，因爲政府管得太多，結果什麽都沒管好。這位共和黨右翼的旗幟人物進而對“大政府主義”的政治哲學信條，即精英治理理論提出了質疑：一個由精英群體管理的政府真的要優于一個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但是，如果我們當中沒有人能管理自己，那麽，誰又有能力去管理別人呢？
裏根的這次演講，是現代美國政治保守派的綱領性文本。不過，回顧美國政治傳統，“政府問題論”可謂源遠流長。在這個話語譜系裏，裏根名言只能算作末梢，而另一句話才具有種子的價值——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在中文網絡裏，“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般被挂在亨利·梭羅名下，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爲此爲托馬斯·傑斐遜的創造。
事實上，傑斐遜從來就沒說過這句話，哪怕是引用。誠然，在美國開國先賢中，以傑斐遜爲代表的反聯邦黨人素來對聯邦權力的擴張持否定態度，政府乃守夜人而非主宰者的觀念根植于他們思想深處。譬如，傑斐遜就曾對中央集權進行過非常激烈的批評：“如果國內外一切政務，事無巨細，均集中在作爲一切權力中心的華盛頓的話，一個政府部門對與另一個政府部門的牽制就成爲無力的了，並且變爲和我們與之分離的那個政府同樣腐敗和暴虐。”問題是，查閱傑斐遜所有的著述和言論，卻根本找不到“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相反，在梭羅的作品裏卻能輕松找到這句話。這句話出自梭羅的 《論公民的不服從》，在此文開頭梭羅引用了一句名言——
我真心接受這一名言：“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並希望它能更迅速更徹底地得到執行。執行之後，我也相信，它最終會變成：“一事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只要人們對此有所期待，他們就會得到那樣的政府。充其量政府只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是大多數政府往往不得計，而所有的政府有時都會不得計。人們對常備軍提出的意見很多，也很有份量，值得廣泛宣傳。但它最終也可能會用來反對常備政府。常備軍只是政府的一個手臂。政府本身是由人民選擇用來執行他們意志的一種模式。但是在人民能夠通過它采取行動之前，它同樣有可能被引入歧途，濫用職權。請看當前的墨西哥戰爭，這是相對少數人把常備政府當工具使用的例子。因爲在一開始人民並不同意采取這種手段。 （《美國的曆史文獻》 第15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12月版，趙一凡編，本文由張禮龍譯）
《論公民的不服從》是梭羅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政治論文，寫于1846年，即他在康科德鎮外的瓦爾登湖畔隱居期間。梭羅寫《論公民的不服從》，主旨是反對美國政府挑起美墨戰爭，其動因卻是爲了抗議自己因拒交人頭稅而被當局羁押一事。所以，梭羅的“公民不服從”帶有強烈的“反對政府權力侵蝕個人權利”之意味。從伸張個人權利的角度論，其邏輯的演進必然是從“小政府主義”邁向“無政府主義”，一如梭羅在文中所表述的，他不但希望政府少管事，而且期待政府不管事。
托馬斯·潘恩
之所以稱潘恩爲美國獨立的精神之父，那是因爲他對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暴政進行了猛烈抨擊，而英國的君主政體又是他的主要標靶。潘恩代表作《常識》，就堪稱一本“反政府（英國政府）”的語錄大全。應該說，在《常識》以及潘恩其他一些著述中，有大量限制、否定政府權力的論述。稱這些論述是後世“政府問題論”的思想泉眼，毫不爲過。
譬如，在《常識》中，潘恩開宗明義：社會是由我們的欲望所産生的，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産生的。……社會在各種情況下都是受人歡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潘恩選集》第三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5月版，馬清槐譯）
在《人權論》中，潘恩更是鮮明指出：在人類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多半不是政府造成的結果。……凡是交給政府去做的事，社會幾乎都可以自己來做。……政府的必要性，最多在于解決社會和文明所不便解決的少量事務，衆多的事例表明，凡是政府行之有效的事，社會都已無需政府的參與而一致同意地做到了。……文明越是發達，越是不需要政府。……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英國各個時期發生的暴動和騷亂事件，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事件的爆發並不是由于缺少一個政府，政府本身倒是導致它們爆發的原因。”（《潘恩選集》第229-232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5月版，吳運楠、武友仁譯）
毋須贅言，無論是奧沙利文的名言，還是裏根的金句，都是潘恩思想火星所點燃的語言爆竹。雖然潘恩沒有明確說過“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他對“政府乃必要之惡”的觀念诠釋得無比清晰。以一份警惕審視“必要之惡”，實在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