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烨 | 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來源：文化縱橫
【導讀】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這一目標強調的不僅是“小康”，更重要也更難做到的是“全面”。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並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富豪，但與此同時，仍有許多人的生活未能達到小康水平。作者沙烨先生認爲，解決貧富差距的關鍵，在于思考市場經濟所創造的巨大財富背後的“犧牲紅利”——那些爲改革開放奠定重要物質基礎的人才和勞動力，卻未必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受益者。因此，企業家作爲改革開放的“先富”群體，作爲曆史上第一個受益于這八十多年犧牲紅利的群體，需要積極承擔推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本文是作者在觀視頻工作室《答案：新挑戰下的關鍵抉擇》年終秀上的演講全文，感謝作者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中國企業家的財富責任
我十多歲的時候，常會聽到父母在焦慮地討論一件對全家至關重要的大事：他們在那年能否漲工資。我記得當年工資漲一級爲12元，半級爲6元。即使漲半級工資也能讓家裏生活有些改善。在那個年代，神州大地，基本家家如此。雖然生活拮據，卻相對平等。
一晃三十年，滄海桑田。中國經濟總量從世界排名第十躍居第二。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繁榮的時期，也處于近幾十年以來收入最不平等的時期。我們還有近千萬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下。很多工薪階層終日操勞，996也只能換得基本的溫飽。
與此同時，根據2019年的胡潤報告，大中華地區的十億美元富豪，英文叫billionaire，有658位，比美國還多出74位，高出13%。“中國擁有世界20%的人口，卻有著世界27%的十億美金富豪。”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很多隱形富豪
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四十年裏民營經濟發展驚人，占GDP的比重已超過60%。但即使如此，考慮到中國GDP只有美國的六成，中國民營經濟體的體量不到美國的40%。怎麽能夠在短短三四十年産生如此巨大的財富，可以比肩美國一百多年的積累？
我自身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在大學畢業後,我去美國留學，並在2001年回到了中國的經濟熱潮之中。從創業到投資，在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十數年裏，我目睹了身邊很多造富傳奇。
很多企業家們無疑有著傑出的才智和膽魄。他們充滿野心和夢想，並願意爲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但即使如此，也很難解釋中國經濟驚人的造富能力。難道中國企業家的創新能力和組織能力遠大于他們一直引以爲榜樣的美國同行，所以能賺取超額利潤？顯然不是。在過去四十年裏，中國經濟雖然不斷升級，但始終處于全球産業鏈的中下端，以低毛利的生意爲主。
一個還在走向小康的發展中國家，卻能産生世界上最多的富豪。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謎。
而這些從中國經濟中獲得了巨大財富的富豪們，他們是否應該積極地回饋以社會，並幫助社會共同富裕？
身邊的企業家們對此有不同的態度。有些人本著早致富早移民的信仰，已經在海外安家置業，投資理財。但也有人把財富用之于社會公益，扶持貧困地區,或支持教育。在這兩種態度背後有著完全不同的財富倫理。
在市場學派人士的眼裏，企業家的所有財富完全通過市場行爲獲得，他們在市場中的每一個行爲都是交易雙方自願，也對交易雙方有利。他們以利己之本心，卻通過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在追求私利的過程中促進了社會資源的最優分配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利己主義和利他精神通過神奇的市場達到和諧統一！一個企業家只要是市場經濟中的強者，就已經對社會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商業就是最大的公益。
哈耶克的信徒，北大教授張維迎就曾說過:“財富本身是人創造的。當一個人富有以後，他沒有什麽可害羞的，這是他靠努力而獲得的。而不是說太愧疚了，社會給了我這麽多財富，我該想著怎麽回報它。”
如果你相信市場經濟的倫理正當性，就很難不承認個人財産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如果你承認個人財産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市場經濟的倫理正當性也是順理成章。自由主義思想和市場經濟這對親兄弟彼此印證，似乎無懈可擊。
在市場經濟思維盛行的中國，要理解這種觀點的局限性，我們必須用市場經濟的分析方法來打破市場經濟的迷思。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在這裏我們回到一個市場經濟理論的概念：外部性。外部性最早由經濟學家庇古提出，指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正外部性是某個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益，而受益者無須花費代價，負外部性是某個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損，而造成的人卻沒有爲此承擔成本。
在中國的曆史語境下，當代中國産生的任何財富都和以下三大正外部性因素息息相關
▍首先是建國的正外部性
不言而喻，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現代國家是發展經濟的先決條件。從1848年鴉片戰爭開始，仁人志士們就不斷以生命探索民族自強之路。在1931年日本侵華，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刻，如果沒有中華熱血兒女們前仆後繼，在“二戰”正式開始之前，就和日本法西斯主義在中華大地上殊死鬥爭，那麽中國的曆史，乃至世界的曆史都會被改寫。我們今天的市場經濟，和所有積累的財富，都不會存在。
在抗戰中，中國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萬，其中山東、江蘇、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區死亡人口最爲慘重。這些爲抗戰犧牲最大的地區並不是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裏受益最大的。相反，現在年輕人趨之若鹜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反而是抗戰中人口死亡相對少的。抗戰的先烈們不是爲自己的後代和親友，而是爲整個全民共同體獻出了生命。
這些犧牲沒有也無法被市場合理定價。但是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可以知道，它們的價值絕對不菲。你願意用多少財富換取和平，換取生命，換取不被異族奴役？答案絕不會是小數，也許是你一半的財富，也許是更多。
在幾代人，數千萬生命犧牲的基礎上，我們建立了共和國，並確定了社會主義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民族在建立國家時的共同契約。爲這個使命而犧牲的所有生命就是這個神聖契約的印章。人民幸福，民族複興將是這個共和國的使命。
▍其次是前三十年的正外部性
在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是個一盤散沙的農業弱國。從1949到1978年，中共舉全國之力，完成了社會結構的基本變革，工業體系的建設，和人力資源的積累。一路雖有挫折，但三十年裏國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土地改革和婦女解放等政策，讓社會結構扁平化，極大地解放了生産力。
在工業産值方面，産鋼量從1949年的16萬噸增加到1978年的3178萬噸，增長近200倍。全國發電量從43億千瓦時升到2566億千瓦時，增長近60倍。在人力資源方面，嬰兒免疫接種率從解放前幾乎爲零升到接近100%，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40歲增加到1978年的68歲，識字率從解放前的低于20%升到1982年的77.2%，在校高中生人數增長了60多倍，達到1292萬人。這些數字比任何修辭和語言更有力地告訴我們前三十年的成就。
這些成就爲隨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基礎。這是全民族二代人，通過三十年的共同努力，爲整個民族和後代打下的基礎。在這三十年的奮鬥中，無論是政府官員、知識分子，還是工人和農民，每個人所得到回報都不以市場定價。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他們中很多人可以獲得很高的收益。他們有的掌管大型國營企業，有的海外歸來報效祖國，有的紮根大漠爲祖國研制“兩彈一星”。于敏、屠呦呦、袁隆平、黃旭華這些共和國勳章的獲得者們，他們所貢獻的價值沒有絲毫留在自身，而是完全給予了我們的全民共同體。當改革開放釋放出市場的魔力後，這些人和他們的後代往往不是市場經濟中的受益較多的人群。他們爲市場經濟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條件和生産要素，而市場的弄潮兒卻往往是另一批人。
▍最後是改革開放的正外部性
1978年12月，在鄧小平的倡導下，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爲標志，中國開啓了改革開放的曆史征程。從設立深圳、珠海等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到設立浦東經濟開發區，從國企改革，到設立證券市場，到住房市場化，改革開放的曆史就是讓市場優先在一些地區和行業生長的曆史。這些地區和行業是被政治力量允許先富起來的行業，所獲得的機會不是源于市場競爭，而是政府頂層設計的結果。在這些地區和行業市場中的經營者，享有政策特許的紅利，有著全國大多數人民無法比擬的優勢。
前三十年積累的數以億計的人力資源大多沒有享受到這些地區和行業的政策紅利。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幾乎是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資本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些人力資本參與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們的勞動。前三十年的教育普及讓這些人不再以傳統的務農爲滿足，而是充滿了對現代生活的向往。由于市場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處于從小到大、不斷生長和擴大的狀態，占國民經濟的比例低于半數，這就造成了在改革開放後的大多數時間裏，對市場經濟體來說，勞動力始終處于一個供大于求的狀態。勞動力的定價權完全在資本方。資本在市場中占有絕對的優勢，能獲取超額的利潤。
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爲了鼓勵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保護采取相對延緩的態度，勞動力的價值被資本最大地挖掘。2018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接近2.9億人。這些人背井離鄉，遠離自己的骨肉和親人，在異鄉承擔超強度的工作，而所獲得的只是資本願意支付的最低市場報酬。這些農民工爲中華崛起譜寫了壯麗的史詩。在中國，企業軍事化管理、996工作時間習以爲常。在西方國家，這些都不可能。從紀錄片《美國工廠》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中美兩國工人勞動態度的天壤之別。
（《美國工廠》電影海報）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國有經濟體爲民營經濟體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基礎設施。它們的投資和經營活動回報率也許不高，卻讓民營經濟體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經營所必須的要素。
以阿裏巴巴爲例，阿裏巴巴作爲中國頂尖的互聯網公司，年利潤超過900億元，最高市值超過4萬億元，造就了很多億萬富豪，馬雲本人更是以2700億元的身價成爲全球華人首富。但在阿裏巴巴所有業務的背後是中國領先于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移動網絡、公路網和鐵路網。這些網絡讓淘寶和天貓能觸達接近9億的互聯網用戶，讓菜鳥網絡能提供世界上最快的物流遞送服務。這些網絡資産重、投資大、回報慢，沒有創造出一個富豪，卻成了中國所有互聯網公司高增長高利潤發展的基礎。
（中國鐵路的高速發展成爲世界奇迹）
很多學者試圖解釋中國四十年的經濟奇迹，有的用人口紅利，有的用後發國家優勢。但縱觀中國過去八十多年的曆史，從1931年日本侵華那個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到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今天，推動中國從曆史的谷底艱難回升的最大因素，正是我們民族的犧牲精神：
從抗日戰爭到建國，中華民族中的先烈們，爲整個民族的存亡，爲擁有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用生命作出的犧牲。
建國後的三十年裏，全民族兩代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和經濟基礎的建設。這兩代人爲了後人的幸福，而完全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犧牲。
改革開放以來，爲響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勞動人民用汗水、辛勞和骨肉分離，爲市場經濟的起飛所作出的犧牲。
這些犧牲，才是中國能走到今天所真正依賴的紅利。中國的犧牲紅利！在市場經濟的每個行爲中，每個交易中，都能看到這些犧牲紅利的影子。但是這些犧牲無法被市場定價。市場經濟需要一個開始的起點，和賴以發展的外部條件。這些犧牲者們爲市場經濟提供了起點和賴以發展的條件，但是他們自身，他們的後代，卻不一定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受益者，很多甚至是市場經濟中的被遺忘者！
作爲曆史上第一個完整受益于這八十多年犧牲紅利的群體，企業家們通過市場經濟的機制，完成了財富積累。在這個時刻，他們對那些犧牲者應有怎樣的態度和責任？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壓縮式發展，用很多國外觀察家的話，我們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作爲一個以共同富裕爲目標的社會，在巨大的總體社會財富之下，我們有巨大的社會不平等。短短幾十年，我們的基尼指數高于美國、沙特、和大多數資本主義發展了幾百年的發達國家。
在鄧小平在談到改革開放時說過，“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這裏“讓”的隱含主語是統治中國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産黨。爲了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中國共産黨代表全民共同體，給了一部分人和地區各種制度優勢和資源優勢，賦予了這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的機會。
但是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是共同富裕。鄧小平還說：“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這也是全民共同體對先富人群的期望。
共同富裕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
中國的經濟奇迹是政府和民營經濟攜手合作的結果。政府提供外部條件、公共資源和政策支持，民營經濟回報以增長和活力，雙方的共同承諾是全民走向共同富裕。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基于中國國情的結合體。它包含著用市場經濟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推動經濟建設；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推進共同富裕，最後達到社會公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不斷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前後承接，最終成爲中國共産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完整篇章。
這時候，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選舉季已經開始。有些美國政治家都喊出了社會主義的口號，甚至說不應該有存在十億美元富翁。中國的企業家們是否也應該爲推進共同富裕多做一些。這包括增加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同時擁抱以稅務調節手段的二次分配，並通過積極從事社會公益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這個國家建立于一個共同契約。每一個中國人，只要生于這個國家，就和這個國家曆史，文明和同胞有了一個不可撤銷的契約。這是一個以二千萬人生命的代價寫成的契約。這是一個民族複興的契約，一個人民共同富裕的契約。而這個契約又在建國後三十年和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通過所有人民的共同犧牲深化並升華。
捍衛這個共同契約，就是中國企業家的財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