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周五宣布，爲應對疫情，與全體新加坡民衆共度時艱，國家元首總統哈莉瑪減薪一個月，新加坡政府所有部長減薪一個月，國會議員停發一個月津貼，一些高級公務員也會減薪半個月。
與此同時，王瑞傑表示，新加坡政府將爲直接在一線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公務員發放額外一個月的特別“花紅”，包括在衛生部和新加坡“重組醫院”中工作的醫療人員，對抗疫情的各機構基層公務員，和其他一切在抗疫過程中做出重大貢獻的公務員。
“花紅”屬于新加坡社會薪金體系中的獎金的一種，按照慣例，大多數單位會在每年12月發給員工相等于1個月薪金的花紅，稱爲“年終花紅”。而此次發放的特別“花紅”，顯然是新加坡政府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特事特辦的結果。
給高級官員減薪一個月，給一線醫療人員和抗疫基層公務員加薪一個月，這件事情有多複雜？我們先來看一組數字：
新加坡政府向來秉持“精英治國”的理念，政府高官的薪水，可以視爲政府爲了招賢納才開出的價碼。而在這樣的思路之下，新加坡基層公務員和高級官員的薪資差距可以說非常之大。
以2018年公開數據爲例，新加坡普通公務員月工資在2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國會議員月工資爲9萬元上下，新加坡政府部長的月工資超過40萬，至于總理月工資就有100萬之巨。
國內媒體曾多以“高薪養廉”描繪新加坡的公務員薪酬體系，但實際上，新加坡更應該說是“高薪養賢”。此次如果單論數值，一個部長的月薪，可能就可以給20個一線醫療人員和基層公務員發放花紅，每個國會議員也大致可以“承包”5份花紅，這次“減薪發花紅”的操作，看起來不會增加太多的政府預算，算不上什麽複雜的決定。
但不得不說，有組織地讓高級官員自掏腰包，貼補基層人員，這樣的操作，對于有能力有能力調配全社會資源的世界各國政府，都很少見，尤其是新加坡高級官員的工資居全球首位——
這麽幹，他們不“肉疼”嗎？
李顯龍推特截圖
其實，如果更換一個環境來思考，背後的邏輯會更爲明了一些。在一些企業管理中，“高管帶頭減薪”並不少見，管理企業與治理國家當然不可簡單相提並論，但作爲一名好的管理者，不僅要在風和日麗的時候發揮出色，更要在疾風暴雨之際有勇氣站出來，單獨扛起壓力。
此次疫情已經波及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區，除了人類的健康受到威脅之外，世界經濟熱度在疫情影響下的降溫，會給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就業、收入、基本生活帶來各種各樣的影響。對于新加坡而言，這樣的影響當然也是同等存在的。
面對一場公共健康危機和來自困頓民衆不可避免的指責，新加坡政府高官主動減薪，一方面在客觀上纾解了國家財政壓力，另一方面也規避了“道德風險”，塑造了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的領導者形象。
抗擊疫情除了需要衆志成城的決心，也需要大批的金錢調配人力物力，但這些錢從哪裏來？擠占別的預算項目、募捐，抑或是開征特別稅目，都不如新加坡政府高官減薪來的“多贏”。
對于抗疫前線而言，早已編列入預算的官員工資無疑是一場現成且透明的及時雨，調集效率遠非其他途徑可同日而語。對于官員而言，這也是一筆甚爲劃算的“買賣”。
新加坡高官通過自減薪水，向全社會表達了願與一線抗疫人員休戚與共、共渡難關的決心，要知道這些人都是紮根于新加坡社會的最基層動員力量。
而身處基層的他們也的確需要這筆錢。
事實上，對于長期“高薪養賢”的新加坡高級官員而言，停發一個月工資看似數額巨大，但實際影響卻很有限；但對于基層公務員而言，多領一個月“花紅”的意義則不可小視，尤其在疫情導致普遍物價不穩的背景下，這一筆“花紅”還可以購買更多的急需物資。
這也是爲什麽停發一個月工資對于新加坡高官而言，絕非損失。古人有言，甯肯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在這場使命感極強的公共健康危機防控當下，高官一個月的薪金就能換來上下一心、將士用命，切實撫慰、團結大量的普通公務員，這樣的治理成本正是作爲政府高級管理者所應當考慮的，而這種精細化的治理效果，也更爲貼合“精英治國”的風格與氣質。
此外，對于新加坡全體民衆而言，此舉也塑造了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願意承擔壓力和責任”的形象，和帶領新加坡全體國民突破困境的決心，遠了不說，起碼對新加坡2020年大選無疑有不可小觑的影響。
所以這筆錢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實際上是花在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上，而與此同時，基層公務員獲得了切實的好處，民衆也獲得了士氣更加高漲的抗疫一線保障。
無人損失而人人受益，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