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初爆發的時候，新加坡“佛系抗疫”成爲焦點。
轉眼間，一個月已經過去，新加坡抗疫成功了嗎？
答案是，不僅成功了，還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爲，中國境外的抗疫“典範”。
截至3月5日，新加坡確診新冠肺炎117例，治愈出院81例，治愈率高達68%。
2月17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在日內瓦贊揚新加坡，稱其爲榜樣。他說：“新加坡不遺余力檢測每一起類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例。我們希望看到考慮周詳，以循證爲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中國采取的策略是正確的，新加坡的也是。”
2月13日，哈佛大學的一項新研究幹脆把新加坡檢測新冠肺炎的方法稱爲“黃金標准”（gold standard），鼓勵各國研究人員以新加坡作爲基准。該研究表示，如果每個國家都具有新加坡的檢測能力，最終發現的確診病例數，是目前的2.8倍。意思是，可以讓漏診減到最少。
該研究發布一周後，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然暴增。3月，仍有不少國家要麽不檢測，要麽被檢測能力不足或受試劑盒准確率低困擾，而新加坡默默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頭。
新加坡就好像學生時代那種低調的學霸，周圍人都看不懂他的做法，爲他著急的有，不理解批評的也有，但最後他卻得到了最多的鮮花和掌聲。
事實證明，新加坡的作業是一份“動態管理”精細化管理的典範，它和中國大災之下的舉國體制優勢，同樣是別人抄不來的作業。不過，新加坡的效率顯然更高。
新加坡的做法說起來很普通，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提高檢測能力，減少未知的恐慌。
第二，隔離期間，執法不打一絲折扣。
第三，不惜代價，盡一切努力維持醫療資源的平穩運行。
第四，以循證爲基礎，追蹤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學史，並且做到信息透明。
一定會有人說，新加坡人口是武漢的一半，面積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地處熱帶，當然容易控制住疫情。這當然是事實，但仔細研究新加坡的做法，就會發現這是一套以技術爲依托，精細到極致的社會管理模式。
它體現的是新加坡的日常，這才是最難的。難怪當年鄧小平要把新加坡作爲中國學習的樣本。
中國做得當然也很出色，但初期出現了大面積的醫療資源擠兌，不排除大量的交叉感染；歐洲多地無法追蹤到初始病例；美國很多城市還沒開始真正的檢測，甚至在中國的自媒體上還出現了美國停止發布新增病例數的謠言……
因此，循證追蹤、醫療資源、檢測能力和法律規範，這些說起來本該是每一個國家本可以努力的方向。等到下一次未知的疾病到來，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手足無措，或者只會“一刀切”。
疫情防控，首先必須解決檢測。
目前全球普遍使用核酸PCR檢測來確定新冠病毒攜帶者。但它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只有病毒發作，才會給出陽性結果，對很多無症狀攜帶者准確率不高，更加無法檢測曾經感染但已經自愈的人。
新加坡研究開發了全球首個新冠病毒血清檢測法——因爲只要曾經感染，病毒抗體會在血液中保留一段時間，並成功追蹤了一起社區感染，在此前一直無法形成閉環的病例之間建立起聯系。
新加坡國立大學病毒學家安德森說：“這是全世界第一次在病毒溯源的背景下，使用血清來追蹤接觸者” 。
一個反例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在一個周末就暴增幾百確診病例，並在歐洲四面開花，甚至傳播到南美。如果意大利能夠使用血清檢測方法追蹤到超級傳播者，甚至是“零號病人”，對接下來的全球抗疫都具有關鍵意義。
新加坡執法，在外人眼中嚴厲到有點不近人情。
目前，新加坡公共衛生預警系統仍然是“橙色”級別，並非最高級別。“橙色”代表疫情嚴重且容易傳播，但仍然可控。居民如果生病，應該居家休養，向社區醫生尋求醫療建議。
新加坡2月18日開始實施居家隔離令（Stay-Home Notice），對象是在新加坡工作或讀書的外國人，在過去14天內曾訪問中國內地，必須強制在家隔離14天，違者將受到懲罰。
但就是有人違反，而且偏偏是一名中國籍男子。
在他居家隔離期間，移民局官員上門檢查時發現他離開家，甚至想要坐飛機離開新加坡。根據新加坡《傳染病法》，該男子被剝奪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權，且有可能面臨10000新元（約5萬人民幣）的罰款，以及6個月監禁。
該名男子並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行蹤，也沒有確切證據證明他感染了其他人，很多中國人都會覺得可以理解，但在新加坡，對不起。
新加坡的永居並不容易拿，要麽是大企業家，要麽是經過新加坡市場檢驗的高技術人才，要麽是天賦異禀的創業投資者。身價、行業、營業額、居留時限……都有不低的門檻。
現在，就因爲出了個門，很多年的准備就變成了一場空。
新加坡法律有人性化的一面，沒症狀不需要強制隔離，但狠起來，也是六親不認，當然也不認你的錢和身份。
還記得當年，即使有美國總統求情，也必須接受鞭刑的兩名美國青年嗎？
醫療資源的極其高效的利用。
新加坡疫情防控，是以讓中國人瞠目結舌的方式開始的——
新加坡總理親自拍視頻，跟民衆苦口婆心地強調新冠病毒沒有想象中那麽厲害，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多洗手才是最應該做的衛生習慣，也不要哄搶物資……
李顯龍的引導引發了非常大的爭議。
但新加坡政府顯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因爲這些公共衛生方案，都是按照最高等級的世衛組織所推薦的做法來制定的。
以爭議最嚴重的戴口罩爲例，世衛組織至今也沒有推薦人人戴口罩。這是因爲：
生病的人一定要戴口罩。這樣才能減少病毒在空氣的傳播概率，也是健康人可以不戴口罩的基礎。
比起戴口罩，多洗手才是你最應該做的。如果你沒有養成時常清潔的習慣，那麽當你接觸到口罩的時候，一樣會把病毒帶到口罩上。
中國占了全世界一半的口罩産能，但這次疫情又偏偏爆發在中國。這意味著，如果中國境外也人人戴口罩，這個需求量是不可能被滿足的。
尤其像新加坡這種幾乎沒有口罩産能的國家，如果政府呼籲戴口罩，既會造成資源的極端緊缺，又會引發民衆在街頭排隊戴口罩，造成交叉感染，最後反而讓最需要口罩和防護設備的醫護人員，沒有了口罩。前線要是倒下了，還怎麽救治病人？
實際上，這些在日韓都發生了。
但總有人擔心，需要口罩，那怎麽辦呢？新加坡政府在1月底就免費向每戶家庭發放4只口罩，然後2月初就上線了預約口罩的政府官網，並在官網解答大家對于口罩問題的疑惑。
新加坡政府並非強令民衆不要戴口罩，而是教給人怎麽戴：
如果你咳嗽和打噴嚏，帶普通醫用口罩；
N95口罩留給醫護人員，普通人不要戴；
健康人不需要帶口罩；
保持個人衛生和常洗手，這些都優于戴口罩。
政府的努力，顯然是爲了保證一線醫療人員有充足的防護物資。因爲當年的SARS，新加坡也是中國境外最嚴重的地區，而且一樣集中在醫院內部感染。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疫情，新加坡也是中國以外，最早從“SARS化”去認識新冠疫情的國家。
維持醫療資源的正常運轉，還包括精妙的分診制。
在新加坡，醫療體系是從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級別的醫生或者醫療機構承擔著不同的責任。
從2020年2月17日起，新加坡衛生部激活了超過800間發熱門診診所，專門爲患有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患者提供治療，並且統一價格爲10新元，老人則是5新元。而同期的武漢，僅有61間醫院設有發熱門診，武漢龐大的社區診所沒能起到應有作用。
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當下出現發燒和咳嗽等症狀，去到發熱門診就可以進行分流，高度懷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轉診到綜合醫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開藥就是了。
嚴格的分診制，既提高了就診的效率，也擴大了病人獲取醫療資源的概率，還在第一步就減輕了大型綜合醫院的負擔。
而因爲有家庭醫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對身體不適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甲醫院擠一擠，就交叉感染了。
最後一點，追蹤每一個病例，並及時發布。
這是每一個政府在疫情當前最應該做到的事情，也是世衛組織最贊賞新加坡的地方。當然，這一點中國的廣東、浙江等地借用大數據也做得相當不錯。
1月23日，新加坡確診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歲的武漢遊客。
1月27日，新加坡衛生部宣布實施強制休假計劃（Leave of Absence），強制要求雇主對從中國來的員工實施14天強制休假，由政府給予企業補貼。
隨後確診數開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現首起本地病例。這個本地患者是中國保健産品商店永泰行的員工。而這間商店的員工及其家人都被一個中國旅行團中的病人感染。因此，這裏成爲了新加坡第一個爆發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
這些信息，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挖掘和整理，因爲在新加坡政府的官網上，可以輕松地查到已經確診病例的基本身份信息，和他們確診之前的行蹤。
當地媒體例如海峽時報，也可以利用公開的資料，制作出一些可視化的圖表或者應用，把這些重要信息傳播給更多的人。
（海峽時報根據公開的信息制作的傳播地圖）
正因爲完全公開的信息，當新加坡君悅酒店因爲一場1月份的會議而成爲第二個爆發點時，英國政府馬上就能確認，一起本地病例來源于此，因爲該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參加過這場會議。
正因爲新加坡目前對病例流行病學史的密切追蹤，政府和民衆都清楚，主要病例來源是哪兒，隔離之前的活動路線，哪裏是集中爆發點……
也就是說，只要像新加坡這樣，城市中的每個人都掌握了新冠病毒的集中爆發點，就能明顯地降低感染概率。
相比病毒，未知的恐慌會引發更大的社會沖突，而盡全力的追蹤和及時、全面的信息披露，就是解決恐慌情緒的最好辦法。
回望這一個多月，新加坡的確因爲地理上的特殊性，在跟病毒的抗爭中取得了先天優勢。但同時防疫過程中的及時、透明、系統化，也給了其他國家，尤其是正瘋狂擴散的地區非常大的啓發。
新加坡的防疫過程，體現了典型的系統化思維。每個人都是這個系統中的一個環節，根據政府公布的信號自行判斷和調整，最終達成整個系統的常規流轉。井然有序，避免了無謂的恐慌。
新加坡防疫，既有中國人熟悉的狠勁，也有十足的精細。中國因爲發展程度不到學不來，西方發達國家也學不來。
更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顯然善于從曆史中汲取教訓。它的一套做法，正是來源對17年前SARS疫情的複盤。
2003年，新加坡是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第一例確診患者就是“超級傳播者”，將疾病傳染給了20多個人。新加坡在抗擊“非典”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可是，當年的新加坡政府反應又快又狠，被中國媒體稱爲“鐵腕治SARS”。新加坡衛生部出台了六條“防線”，包括將疫情控制在一間醫院內、專車接送病人、家庭隔離和邊境控制等。
最終，新加坡不僅控制住了疫情，還因此建立了今年抗疫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疾病爆發應對系統”。
疫情將倒逼改革，但前提是有了切實的複盤，能夠真正發現問題，聽取批評意見，判斷措施是過頭了還是做得不夠。
因此，對疫情的複盤，不應該漏掉新加坡的珍貴經驗：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視個體的價值，把專業的事情交回給專業的人來做，別再迷戀用“一刀切”凍結社會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