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恐怖分子綁架的案例
我們聽說過不少
但在世界曆史上
一個恐怖組織
能夠成功綁架一個大國的領袖級人物
還真的是聳人聽聞
【今日由頭】
1978年3月16日
意大利前總理莫羅被綁架
1
1978年3月16日早晨，意大利，羅馬。
在斯特裏大街上，有兩輛並不起眼的菲亞特轎車一前一後平緩地行駛著：一輛黑色的菲亞特轎車開在前面，一輛白色的菲亞特轎車跟在後面。正當這兩輛轎車快行駛到瑪利奧夫尼大街路口的時候，從旁邊的小巷裏，忽然開出了一輛挂著委內瑞拉大使館外交牌照的菲亞特旅行車。
行駛路線被阻擋的黑、白兩車只能放慢車速，跟在那輛“外交車”後面。
當三輛車“排隊”來到斯特裏大街與瑪利奧夫尼大街交叉口的時候，最前面的“外交車”忽然來了一個緊急刹車。
跟在後面的黑色菲亞特轎車只能也來了一個急刹車，但第三輛“菲亞特128”卻沒有刹住，“砰”的一聲撞在了前車的車尾。
而就在三車追尾的時候，原本在交叉道口路邊站著的四名身著“意大利航空”公司制服的男子，忽然拎著手中的旅行包，跑向了後面兩輛追尾的黑色和白色轎車。
一邊跑，他們一邊從旅行包裏掏出了沖鋒槍。
前面那輛黑色轎車的車窗玻璃先被四名“意大利航空”公司職員用槍托砸碎，隨後就聽到一陣猛烈掃射。之後那輛白色菲亞特轎車的車門也被強行打開，四名“職員”從車內拖出了一位神色慌張的老人，把他塞進了一輛旁邊的警車中，揚長而去。
街道兩邊的民衆驚愕地目睹了這起發生在光天化日下的暴力綁架案。
有反應快的人沖向了公用電話亭試圖報警，卻發現電話線路都被掐斷了。
大概半小時後，警笛大作，羅馬警察局的警察蜂擁而至。
但綁匪早已不見蹤影。
圍觀的路人憑場面也可以看出來：這絕不是一起普通的綁架案。
晚上的電視和第二天報紙鋪天蓋地的報道，很快證實了路人們的猜測：
在這天清晨被綁架的人，叫阿爾多·莫羅。
他是意大利當時的執政黨，也是第一大黨天主教民主黨的主席。
他剛卸任意大利國家總理不久。
阿爾多·莫羅
莫羅原來是巴裏大學的法學教授，卻慢慢開始投身政治活動。他爲人隨和，善于溝通，和工人、農民都能打成一片，而他提出的“工作、面包、住房”的口號簡單有力，感召力極強，獲得了大批的擁趸，自己的仕途也開始隨之一路順暢：
1948年，才32歲的莫羅成爲了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長；1953年成爲天主教民主黨衆議院議會黨團主席；1955年出任意大利司法部長，1957年任意大利教育部長。
在擔任教育部長期間，莫羅做了一件大事：
他首次在意大利曆史上施行了大學教育全面開放的政策，讓“讀大學”不再成爲一件“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事，也讓意大利的高等教育全面鋪開。這個政策讓莫羅獲得了人民的空前擁戴，在當時的一次民意測評中，97%的人認爲莫羅已經具備了“國父的魅力和氣魄”。
然而，這項政策其實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給莫羅帶來聲譽的同時，也埋下了一顆巨大的“地雷”：
在經濟蕭條的時候，當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到了走向社會，就會發現沒那麽多符合他們工資和期待的工作崗位。當那些曾經的“天之驕子”的理想泡沫被捅破之後，大量的不滿情緒就開始宣泄，再加上當時整個西歐都陷入學生狂熱運動的大背景，意大利開始爆發大量的示威遊行。
莫羅因此辭職，但他的聲望卻並沒有受到影響。1963年，他首次出任意大利總理，做到1968年離任，但依舊是意大利政壇的老牌政治家和權威人物。1974年，58歲的莫羅再一次當選爲天主教民主黨衆議院議會黨團主席，並第二次出任意大利總理，直到1976年7月29日卸任。
在時局動蕩的意大利政壇，像莫羅這樣任期穩定的總理並不多見，這和他善于聽取各方面意見，調停各方面勢力很有關系。有人曾評價：“如果沒有莫羅，戰後的意大利可能早就四分五裂了。”
雷納托·庫喬
最初，“紅色旅”的成員只是一些對社會有不滿的大學生，以及感覺被工廠剝削的工人，再加上一些中産階級。這個組織最初的活動地是在米蘭和都靈這些城市的一些工廠裏。學生向工人們傳授他們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而工人們通過破壞機器設備等方式向工廠主進行抗議。
雷納托·庫喬非常崇拜切·格瓦拉的“城市遊擊中心論”，主張在意大利城市中開展遊擊戰，暴露政府的腐敗，換來民衆的覺醒。所以，“紅色旅”的思想開始趨向“極左”，行爲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暴力，比如開始開槍襲擊意大利的政府官員。而他們的射擊方式也很特別：專門利用各種機會射擊政府官員的膝蓋，打碎他們膝蓋骨使他們終身殘廢。
雷納托·庫喬認爲他們這種方式很有意義，因爲這能表現他們想表達的含義：讓那些爲權力機構效勞的人們殘廢，就意味著權力機構殘廢，所以他們把這個行爲稱爲“使權力政府殘廢”運動。
慢慢的，“紅色旅”的聲望開始建立了起來，追隨者也越來越多，而這也引起了意大利警方的注意，開始對“紅色旅”的一些極端成員進行逮捕。
當天綁架的現場
警察在莫羅被綁架後趕到，整個羅馬隨即被封鎖，一場全城大搜捕開始。
但事實上，“紅色旅”帶著莫羅卻並沒有逃遠，他們藏到了附近一座地下停車場修理庫中的一間密室裏。那間密室是隔音的，是“紅色旅”爲了這次行動，在半年前就開始修建的。
在將莫羅弄到手後，“紅色旅”向意大利政府開出了早就准備好的條件：
拿雷納托·庫喬來交換莫羅。
5
堂堂第一大黨、執政黨的主席、兩任意大利總理被綁架，這個消息無疑震動了世界。
而此時的意大利政府也陷入了兩難境地：
被綁架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前任國家總理，現任執政黨的主席；但如果答應恐怖分子的條件，那麽國家和政府的顔面又何存呢？以後恐怖分子是否會綁架更多的政府高官，來提出更荒唐的要求呢？
但很快，意大利政府必須要面對這個事實了：莫羅的親筆信來了。
在莫羅親筆寫的信中，表達了他希望政府能與恐怖分子展開談判的願望。
政府沒有回應。
3月25日，“紅色旅”公布了莫羅寫給內政部長的一封信：理解國家和政府的處境，但也請國家和政府理解自己的處境。希望能釋放庫爾喬，以換取自己的自由。
這封信當天在羅馬《人民報》上全文發表，在公衆中引起了軒然大波。
而意大利政府也只能做出回應：
“我們理解莫羅的處境，但國家的立場不能改變。我們絕不同恐怖分子對話。”
政府同時承認收到的是莫羅的親筆信，但這些信“很有可能是他在藥物作用或受到強迫手段的情況下寫的。”
保祿六世
面對以莫雷家屬爲代表的希望政府向恐怖分子妥協的聲音，意大利政府依舊態度強硬：
“堅決不和恐怖分子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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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強硬表態的同時，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
有些人質疑：政府即便不與恐怖分子談判，但也只是派出了警察搜捕，連特種部隊也沒有出動。
而另一些人則直接猜測：莫雷被綁架的幕後“水”非常深。
時任意大利總理的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就受到了質疑，他和莫羅雖然都是天主教民主黨的領導幹部，但兩人其實是競爭非常激烈的對手。
莫羅的政治觀點也是讓人猜測的一個原因：他屬于左翼，對北約持排斥態度，願意與共産黨一起搞聯合，對巴勒斯坦也報以同情。
而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屬于右翼，是堅定的親美派，北約的擁趸者。所以有人懷疑美國人在背後也參與了進來，因爲一旦莫羅的“聯合執政”想法兌現，那麽意大利不僅僅將面臨有史以來第一次共産黨掌握相當部分權力，並且還可能出現意大利退出北約的情況。
但這些猜測似乎又都缺乏證據支持，比如意大利的第二大黨共産黨和第一大黨天主教民主黨的觀點其實是一致的：政府絕對不能向恐怖分子妥協。
莫雷在被關押的地方通過電視看到了政府、政黨的一致表態，這也就意味著：原先是兩邊勢力都交好的他，如今卻成了兩邊勢力都願意放棄的那個“代價”。
隨著時間的推移，莫羅的信中也漸漸透露出了悲觀之情——他自己也慢慢意識到，他將成爲維護國家尊嚴的一個犧牲品了。
而“紅色旅”的耐心似乎也在漸漸消失，他們提出的要求也開始邏輯矛盾乃至混亂，一會要求釋放雷納托·庫喬，一會又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紅色旅”成員，一會又附加了其他雜七雜八的政治條件。
但他們自己心裏也知道：他們手裏只有莫羅這一張牌，而這張牌，正在被證明遠沒有他們當初想的那麽有價值。
4月18日，“紅色旅”在報紙上發表了“第七號公告”，宣布“紅色旅”的“人民法院”已判處了莫羅死刑。公告中說：
“我們已經處決了天民黨主席莫羅。我們將允許找回他的屍體，提供他屍體所在地准確地點：莫羅已經葬身于杜凱薩湖的泥濘湖底。”
然而，“紅色旅”在4月20日發布的“第八號公告”中，又宣布莫羅仍活著：
“天民黨人及其政府必須在48小時內釋放我們的戰友，時間從今天下午格林威治時間14點算起，這個時間一過，我們就將處決莫羅！”
但事實上，即便規定時間過去後，“紅色旅”依舊沒有處決莫羅——這是他們手裏唯一的一張王牌。
5月5日，“紅色旅”的“第九號公告”出現了：宣布已處決莫羅，同時，莫羅的妻子也收到了丈夫發來的“訣別信”。
但這一次依舊是假的，“紅色旅”還是想等意大利政府回心轉意。
但意大利政府依舊毫無反應。
莫羅自己心裏還是清楚的。他在對外的最後一封信中寫到：
“悲劇就要收尾了。”
這是他不到2個月中寫的第80封信。
1978年5月9日，莫羅說的那個“收尾”的日子，終于到了。
7
5月9日淩晨，莫羅被幾個人帶出了關押的密室。
他的最後時刻來臨了。
記錄莫雷最後一刻，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的說法是，“紅色旅”的人對莫雷說，“基于人道主義考慮”，他們將釋放他，讓他自己裹著毯子鑽入一輛汽車的後備箱，然後開到市中心某處停下，通知人來找他；
另一個版本的說法是，“紅色旅”的人對莫雷說，要給他轉移到另一個關押他的地方，讓他自己裹著毯子鑽進後備箱。
但兩個版本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紅色旅”對莫雷開槍了。
前後一共11槍，卻沒有一槍打中莫雷的心髒。
換句話說，莫雷是在巨大的痛苦中掙紮死去的。
5月9日一早，裝著莫雷屍體的汽車，在羅馬的卡依塔尼大道（Via Caetani）被警察發現了。
警察打開汽車後備箱時，看到的是早已氣絕，一臉痛苦表情的莫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