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格林內爾學院音樂系副教授托尼·珀曼：當我們一家在上海隔離6周後返回美國時，親朋好友對我們終于“安全了”表示祝賀。然而，回家後還不到一周，我們對親人表現出的情緒卻不敢苟同。我們覺得在上海比在美國更加安全。
我們一踏上美國的土地就産生了焦慮。在中國的機場，醫療檢查會在我們進入公共區域之前進行。而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我們在邊檢處和數百名旅客一起排隊等候，最終才被確認是剛從中國返回。我們被一名穿著疾控中心夾克的年輕人叫到一邊，他量了量我們的體溫說，疾控中心要求剛從中國返回的旅客“盡可能隔離14天”。機場工作人員甚至都沒有問我們要去哪兒。
我已經在兩個國家度過了隔離期，鮮明的對比遠不止在機場所見。在中國，人們都覺得有隔離的義務。無論何時，人們都把消毒、清潔和保持距離作爲優先事項。中國的強力措施看來起作用了。相比之下，自由放任的態度、優先考慮個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領導，使美國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