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
當時的《申報》評論：
“若是最大的天才，若是得不到社會的理解和愛護，阮玲玉不了解這個社會，她把愛護天才寄托在新夫和故夫上，這是最大的錯誤……”。
是的，阮玲玉生性太過于優柔敏感，又把命運寄托在男人身上，最後死于“人言可畏”。性格決定命運，這些，都不能一味地命苦怨社會。
同時期的“電影皇後”胡蝶遭遇的挫折和磨難，跟阮玲玉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阮玲玉遭受的是只是對于一個女人生活作風的指責渲染，一些風流韻事的蜚短流長。那麽胡蝶所承受的，除了女人名節的诋毀，還有對其人品、民族氣節的千夫所指。
胡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張學良迫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迫放棄沈陽。國人不解其因，一概指斥張學良是投降賣國的吳三桂。日本人更是編造了“九一八”事變當夜，張學良與胡蝶歌舞通宵的謠言，企圖掩蓋侵華的真實意圖，禍水東引。
還有人編了《不愛江山愛美人》 的舞台劇，一時間，少帥張學良和影後胡蝶都承受了千夫所指的唾罵，胡蝶更被冠上了亡國妖姬的罪名。但其實，胡蝶根本不曾認識少帥，“九一八”那夜她甚至不在北平。
胡蝶登報聲明，但在滔滔謠言悠悠衆口面前，這樣的辟謠根本無濟于事。國人的憤怒需要一個發泄口，沒有勇氣去打日本人，不負責任地找自己人開刷泄憤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光榮傳統。
這樣的恥辱要是擱在阮玲玉身上，恐怕是要吞藥一萬次了。但胡蝶登報聲明後，便安然處之，只待時間與她清白。
她晚年在回憶錄說：
“如今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終身其實是很短暫的。對于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于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成績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我並不大在乎，如果我對每個傳言都那麽認真，我也就無法生活下去了。我和張學良跳舞的事情，鬧了近半個世紀。如今不都澄清了嗎？”
世間煩惱大致可分爲兩種，一是無關緊要的事，而是無能爲力的事。胡蝶是個極爲聰慧的女子，她明白：對決定權不在自己手裏的事，煩惱就是庸人自擾。
對于別人潑在自己身上的髒水，不必急切辯白，不必锱铢必較，更不必咬牙切齒地喊著“人言可畏”尋死覓活。鈍感一些，萬事萬物總會柳暗花明。
而後，胡蝶遇到了在上海禮和洋行當職員的潘有聲。潘踏實穩妥、勤懇上進、儒雅體貼，兩人相識相戀六年後喜結良緣，生下一雙可愛的兒女。
然而，生逢亂世，命不由人。抗戰爆發，胡蝶一家逃亡香港，可當他們千辛萬苦逃到廣東韶關時，卻聽說30箱財物在東江被打劫了。多年積蓄化爲烏有，急火攻心的胡蝶向當時軍統特務頭目兼任水陸交通統一稽查處的處長戴笠求助。
青年胡蝶和老年胡蝶
作家張恨水曾這樣評價胡蝶：
“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兒之態，性格深沉、機警、爽利兼而有之，如與《紅樓夢》中人相比擬，十分之五六若寶钗，十分之二三若襲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
胡蝶有黛玉之姿，更有寶钗襲人般的高情商，深谙爲人處世的道理，內心順遂平和。面對人生難題，不過分敏感，卻又異常堅韌。同時，還有一份晴雯的真誠與直率。這樣一個聰慧又有鈍感力的女子，命運若不垂青于她，又應該垂青于誰呢？
鈍感力是日本的渡邊淳一發明的詞，即凡事不能太敏感，要有厚著臉皮抗壓的能力，是難得糊塗的灑脫、吃虧是福的自我消解和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達坦然等中式哲學相加而産生的一種人生哲學，是一種在現世實用的智商、情商和職商。
阮玲玉很像《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敏感多愁，心中塊壘很難排遣。黛玉和她都是缺乏鈍感力的，即便她是賈府最高統治者賈母的心頭肉，即便她有寶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的情有獨鍾，無奈敏感聰慧的她面對格格不入的俗世現實，卻每每感到“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冷冽與傷懷。
寶钗有與黛玉同等的聰慧和才情，也有一樣的敏感力，但黛玉的敏感是刺，向外向內都紮人。寶钗的敏感力被她使用在人情往來上，再加上鈍感力加持，內心平和坦然。對她來說，鈍感力更是一種大智若愚的生存智慧和與生活和解與世界和諧相處的最佳姿態。
在人際交往中，她長袖善舞，常對別人的挑剔刻薄一笑置之。黛玉因著寶玉，對她心存芥蒂，口不擇言，以至“孟光接了梁鴻案”。寶钗絲毫不動氣，“金蘭契互剖金蘭語”，使得敏感多愁的黛玉對這個情敵傾心相對。
這不是虛僞做作，這正是說明寶钗她有足夠的鈍感力，足夠成熟到有自信和能力，用理性來控制全局。回答越是溫和友善，越顯得大方有尊嚴，其中的火候寶钗控制地爐火純青，正因此，寶钗才能在與黛玉的博弈中勝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