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美聯儲祭出了終極武器：直接購買商業票據。對美國這完全是飲鸩止渴，對中國乃至全世界這是赤裸裸的剪羊毛，甩鍋。
1、3月16日美聯儲all in “零利率+7000億美元QE”，這7000億QE購買的還是國債和抵押貸款證券。18日美聯儲直接繞開商業銀行購買商票，即企業短期無擔保商業票據。而且財政部還給加了個保險，向美聯儲提供100億美元的信貸保護。
學術點講，這是囂張的美元霸權，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通俗說就是存粹耍流氓。大家知道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占63%，其中 ，中國（大陸）外儲3.1萬億美元，日本1.2萬億美元，沙特阿拉伯4866億美元，印度3972億美元，韓國3853億美元，巴西3583億美元。
反觀美國國債21萬億美元，外彙儲備卻只有440億美元！
簡單說，美國直接把由于疫情和金融危機導致的損失向全球分攤，中國又是最大的，這是十分不負責任的。情景是不是很熟悉？
2、12年前，2008年美國自己搞出來次貸危機，並牽連其他國家，蔓延成國際金融危機，推出了3輪QE，包括大規模購買商票，救助華爾街金融機構和過度消費模式，再次把禍水轉嫁給世界其他國家，中國也是最大的。當時甚至美國還流行一種觀點：是中國高儲蓄、高外儲主動把錢借給美國，才導致美國流動性過剩，引發房地産泡沫和次貸危機。
2009年3月溫總理在“兩會”中外記者會上表示，“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産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說的已經非常委婉和客氣了。
面對不斷超發貶值的美元，可是，我們又有什麽辦法呢？
3、要防止美國通過貨幣放水和美元貶值剪羊毛。我們建議未來應適當抛售美債，減持美元資産，在全球大規模買入黃金、石油、天然氣、鐵礦石、土地租賃權、農産品、海外高科技公司股票等。
中國外債規模很低，沒必要儲備高達3萬億美元的外儲，降到1.5萬億基本夠用了，沒必要爲美國過度消費和舉債融資，過度持有只有零點幾利息的美國債券。而且中國吸收了1998年亞洲金融（港股00662）風暴東南亞國家的教訓，一直對短期資本賬戶開放十分謹慎，關鍵時期可以動用臨時資本管制。
大國的宏觀政策都是有很強外部性的，2008年四萬億大規模刺激計劃間接救了美國。如果這次中國不跟，特朗普大選懸了，更溫和的拜登就有希望了。當然擅長自毀長城的特朗普留在任上，對中國未嘗不是好事。
4、對美國自身而言，我還是那句話，完全是在飲鸩止渴。美歐金融市場雪崩，疫情只是導火索，根源是貨幣長期超發的經濟、金融、社會脆弱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12年過去了，美國歐洲主要靠量化寬松和超低利率，導致資産價格泡沫、債務杠杆上升、居民財富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政治觀點激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美國面臨股市泡沫、企業高債務杠杆、金融機構風險、社會撕裂四大危機。歐洲、亞洲等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從金融周期的角度，這是一次總清算。
美國這麽搞，貿易保護，貨幣大放水，政治被民粹主義綁架，貨幣被政治綁架，是在走火入魔，自廢武功。現在美國已不再是燈塔，開始黯淡了。我們這一代人要放棄幻想，有清醒的認識。
如果中國能推動以新基建和減稅爲主的財政政策，擴大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改善收入分配和社會治理，國運來了。
5、第三次全球大危機已經來臨。幸運的是，我們做好了准備，《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作者帶領團隊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彈，力挽狂瀾，提前樹起了籬笆，保障了我國金融安全。這都展示了其專業素質和豐富經驗，以及在重壓下堅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亂注意將。中美貿易摩擦一戰打的也漂亮，順勢推動了久拖不決的改革開放，國有將相。
6、如果你幹正確的事，運氣就會在你這邊。這一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和金融危機，對中國可能蘊藏重大戰略機遇。中國國運真好，本來中美貿易摩擦，美國開始遏制中國，新冷戰。但現在，美國一開始麻痹大意，現在疫情爆發，金融市場恐慌，自顧不暇，特朗普這次大選自身難保。油價暴跌打擊美國頁岩油産業，而中國作爲最大的原油進口國，最受益。美聯儲大放水，中國搞新基建，高下立判。你說，這時候要不要賣點美債，間接幹預一下美國大選？
中國這次應對疫情是加分的，在抗擊疫情和恢複生産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國的成功經驗爲全球點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期間，面對美國大搞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借機推動了改革開放，展現大國氣質。
值得重視的是，我們要做好應對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准備。面對歐美疫情大流行，中國出口訂單將大幅下滑，因此，國內控住疫情後，應擴大內需，新基建、減稅等都十分必要，否則企業沒有訂單，就會裁員，就業問題會出來，現在已經有苗頭了。
7、我們在2020年初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提出“我們正站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邊緣”。引發社會各界大論戰和資本市場較大反應。
過去20年，我們形成了一套分析經濟形勢的框架體系（參考《大勢研判》《新周期：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實戰》《房地産周期》），先後預測了“新5%比舊8%好”“5000點不是夢”“改革牛”“海拔已高風大慢走”“一線房價翻一倍”“新周期”。
不同于“離場論”“洗洗睡”的過度悲觀派，以及“全面超美”“厲害了”的盲目贊歌派，我們一直保持對中國經濟的理性分析和建設性研究。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見圖2）。大蕭條期間所表現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産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是實體經濟産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互聯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關系。但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産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而且表現在傳統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在全球化和互聯網全面發展的過程中，世界經濟形成了相互依賴的三角形循環，新興市場國家成爲全球制造中心，資源富足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發達國家通過負債消費，拉動新興市場國家産能利用。雖然形式上的變化很多，但是産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5.大衆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兩次危機前的産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衆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甯願相信各種投機奇迹，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産業的誘惑，社會心態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寬松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杠杆率爲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産生了巨大的資産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産泡沫。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曆史階段和制度條件下，人類這種自我膨脹的說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由此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相關的質疑：經濟學關于理性人的假設是否具有永恒性？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爲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金融放松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在經濟泡沫導致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不得不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從而捅破了泡沫，改變了投機者的心理預期，使得遲早發生的事終于發生（見圖4）。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1929年大蕭條還沒有明確的宏觀經濟理論指導，而本次金融危機則是宏觀經濟政策長期服從于政治選舉目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貨幣當局對宏觀經濟形勢都缺乏准確的理解，大蕭條時期美聯儲的決策者基本沒有總需求管理的意識，而這次美聯儲則對已經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與美國作爲儲備貨幣國所應該執行的貨幣政策認識很不到位。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大蕭條後，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在這次危機中，雖然凱恩斯理論再一次獲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齡化、全球産能過剩、資源約束強化所導致的潛在生産能力下降，加上勞動力市場更加“粘性”，使單純擴張總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時，全球通縮壓力、歐洲主權債務惡化等導致的負面效應顯現，全球經濟又一次進入十分困難和複雜的境地。前一段興起的心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相結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興起的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呼聲提高，這說明全球都在等待著理論創新。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單個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明顯不足，而大國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難，急需提出一個可行方案，解決這個全球性的複雜問題。我們看到，全球經濟的惡化又一次産生巨大的倒逼力量，這在最近結束的歐盟峰會上已經體現出來。同時還要看到，盡管理論創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經濟能否走出危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運氣因素，這在1929年大蕭條的末期表現得十分充分。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大蕭條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占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後，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台産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産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總之，大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見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