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斷加劇，然而情況卻與兩個月前截然不同：歐洲如今成爲了疫情重災區，意大利成爲全球死亡人數最多國家，與此同時亞洲的疫情出現了緩和。
就目前公布的情況看，中國的疫情已經得到控制，3月20日24時，湖北連續三日新增確診病例爲0，兩岸三地新增確診案例也多爲境外輸入。
韓國的疫情也出現了好轉，新增病例連續4天低于100例的情況，雖然單日確診人數仍有出現破百（3月20日新增152例），但依舊是小幅的增長。
日本和新加坡，截至東京時間3月23日12時，在1103人的累計確診人數“鑽石公主號”郵輪確診病例仍爲712例不變，死亡率僅爲0.03%；新加坡3月23日累計確診424例，其中140人已經痊愈，近日新增病例也多爲境外輸入。
疫情緩和：中日韓新四國各有妙招
亞洲是疫情爆發最早的地區，中國在1月份爆發疫情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在2月相繼出現了疫情。然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日韓的疫情已經基本穩定，新加坡更是將的感染人數控制在了三位數之內，如此快速和有效的防疫手段，成爲歐美等疫情嚴重地區參鑒的對象。
在防疫模式上，中國采取了較爲強硬的做法，除了對感染病例實行強制隔離之外，中國政府封鎖了武漢等重要疫區城市、實行企業和工廠全面停工的舉措，以犧牲經濟的巨大代價控制疫情的蔓延。
與中國不同，日本、韓國、新加坡在國內防疫的措施顯得較爲溫和，對于境外輸入管制較爲嚴格。
以新加坡爲例，自疫情爆發以來，對于國內防控，新加坡主要呼籲民衆減少大于250人的聚會，加強個人衛生的宣傳。此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甚至還出面勸說民衆，病毒沒有想像中的嚴重，健康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多洗手最重要。
對于出入境，新加坡則采取了較爲嚴格的管制，比如即將實行的任何國籍的短期訪客禁止入境新加坡或在本地轉機，已經實行的停止所有郵輪停靠本國港口，要求所有入境新加坡並出現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旅客，不論近期行程如何都必須在關卡接受病毒檢測，並進行14天的“居家隔離”。
由于韓國疫情出現了爆發期，其在國內的防疫舉措上並不像新加坡如此“佛系”，但即便如此韓國也沒有采取大規模的封城的舉措，大部分企業和工廠依舊照常務工，部分地區和企業出現停工狀態。韓國總統文在寅更是對民衆作出承諾，會在兩周之內控制疫情。
而日本情況與韓國相似，沒有封城，僅出現部分地區停工停學，首相安倍晉三還出面表呼籲民衆，希望出現輕微症狀的患者在家進行自我隔離，不需要到醫院就醫。
通過對比，由于疫情的嚴重性，中國的防疫手法確實較日韓新而言過于強硬，而結合自己的國情之下日本、韓國與新加坡的手法似乎顯得更爲合理，在沒用使用強制性封城的手法下，依舊能夠控制疫情，這是兼顧了經濟和抗疫的最好典範。
防疫模式：以人員流動及人口基數爲主要考慮因素
這些不同並不非評判四國防疫模式優劣的標准。在防控疫情的舉措上，四國根本毫無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各國人口基數和國家民族性的並不相同，這也直接導致他們防疫措施上的差異。
中國是人口大國，僅湖北省人口便爲5,890萬人，較韓國全國人口還多了六分之一。作爲最先爆發疫情的國家，疫情爆發期又正好是中國春節期間。春運客流是中國人口流動性最大的周期，大城市前往各地的人潮是造成疫情擴散的重要途徑。龐大的人員流動量決定著中國防疫壓力是其他三國無法比擬的。
所以，采取封城、停工、停學是中國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最有效果的措施，但這一手段卻未必適用于日韓新三國。
與中國不同，日韓新三國過去數月人流量不如中國之大、牽涉面積之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擴散的風險。
以新加坡爲例，在中國疫情爆發後，考慮到疫情並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內爆發，只要該國對出現較爲嚴重疫情的國家實行嚴格的出入境管制，不讓外界的病例有大規模的輸入本國的機會，並及時地在國內采取有效的醫療防護措施，這樣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便可有效防止病毒大規模擴散的可能。事實上，新加坡的舉措與韓國大邱市嚴辦關口的舉措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而韓國和日本經濟體量和人口基數較新加坡多，新加坡“一城模式”的防疫顯然對兩國而言是不夠的。所以兩國在防疫之上也作出了更多舉措，例如韓國擴大了對市民進行核酸檢測，利用手機APP和GPS定位系統及時監控隔離信息，並封鎖了部分地區關卡。
日本部分地區也需要采取停課停工的措施，以防止過多人口聚集。這樣的防疫舉措也確實對日韓兩國起到了效果，其感染人數的減少就是最好的說明。新加坡人口基數小，且疫情並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內爆發，采用“一城模式”足以應對。
當然，除了人員流動的因素，亞洲各國國民的民族性的差異也是各國防疫模式異同的因素。
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強大的配合度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這也讓中國政府的封城、停工措施較快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理解，並迅速地在各地開展的一大原因。
與中國不同，由于受到歐美國家的影響，日本和韓國的部分價值觀與歐美國家一致，所以在制定防疫模式上，兩國既對強硬手段的有所顧慮，而他們各自的民族的特點也對其防疫模式起到了調適。
例如韓國，該國一開始也如歐美國家一般並沒有非常在意，不少民衆也沒有聽從建議戴上口罩。但在大邱疫情爆發後，韓國全國上下表現出了非常大的團結性，無論是在野黨、還是教會，都與政府比較配合，一致對抗疫情，民衆也主動戴口罩，聽從政府的建議和安排，整個國家的價值觀達到了空前一致。也正是這樣的團結性爲韓國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較大的助力，在不需要強硬手段的情況下，僅用兩周的時間便控制了疫情。
至于日本，與韓國類似，日本政府在強硬措施上的限權考量較多，不過該民族一大顯著的民族特點便是：自我責任感特別強。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麻煩到別人，要顧及他人的感受。
在他們文化邏輯，在國家遭遇麻煩之際，若自身的慌亂或者任性讓國家遭遇更大的麻煩，這便是毫無責任感的表現。正是這樣的民族性，安倍更願意用呼籲的方式代替強硬政策，而事實證明，他的方式確實能夠讓日本人認識到疫情嚴重，並激發了公衆對抗疫情的自我責任感，這也是影響日本政府不采取強硬防疫措施的一大要因。
回看大約一個月前，歐洲大多數國家對于新冠肺炎疫情還未有采取太強硬的措施。英國首相詹森在一個多星期前還提出“群體免疫”的概念，就是希望在短時間內讓大量民衆受感染，從而産生免疫力，反映他們看待疫情的方式較接近流感。
然而兩者之間差異很大：流行性感冒一般重症及死亡比例很低，可用這個方式去處理，但新冠肺炎的重症比例有10-20% ，死亡率有2-3%，這個能量非常大。
如果要在兩、三個月時間內讓60%民衆受感染，絕對會讓醫療系統崩潰，這種做法是以對待流感的概念來做，但對于新冠肺炎恐怕不合適。不到一周的時間，詹森政府便放棄這個群體免疫方法，呼籲民衆停止外出，公共場所都紛紛關上大門，車水馬龍的倫敦大都會，也進入停擺狀態。
在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確診數目已達5.3萬，死亡人數已逾4800，醫院床位及醫療資源均嚴重不足，部分老年病人因而被放棄救治，以至死亡率遠超其他國家。歐美醫療體系各有他們的特點，按照過去的習慣和曆史上出現過的疾病，都不至于要采取這樣極端的動作。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急速擴散，意大利、西班牙，乃至美國的確診人數急升，各國各施各法，開始采取更嚴厲的限行、封城、鎖國措施。
從結果上來看，中日韓新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的舉防疫模式都顯現出了效果，亞洲各國穩定的疫情數據就是最好的說明。而這份數據的分析背後也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每一個國家在制定任何措施和計劃都需要以國情爲重要的基礎，而在防疫工作上，這世上並沒有什麽最好的模式，只有合適自己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