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萬人請願，總統下令徹查。3月25日，“N號房”主要運營者趙主彬被首爾警方押送檢方，對著這名年僅25歲、韓國首個因性犯罪被公開示衆的犯罪嫌疑人，不少圍觀群衆怒喊：“判他法定最高刑罰！”
舉世震驚的 “N號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麽？
涉事會員在社交網絡上自我辯解
土壤
“N號房”被爆出後，輿論界出現了很多反思：究竟是怎樣的土壤，培植出了“N號房”？
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件以及匿名化的網絡空間當然難辭其咎。針對性剝削的市場和需求在全世界都時有出現，而一旦轉入更加隱秘的網絡空間，這些變態內容的傳播與觀看就更加肆無忌憚。
一方面，當現實社會中人們需要顧及的道德律令在匿名世界中難以形成約束，價值觀決堤、跌破下限就不再是什麽新鮮事；另一方面，侵害以特定的形式發生，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其所處的社會權力結構與文化環境中的問題。
有受訪對象將韓國根基頗深的等級制度和父權文化視作“N號房”的深層土壤：“韓國曆史上並未就父權性別制度作顛覆性革命，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有很大可能從前現代延續下來，最終與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物質主義和由經濟地位決定的權力結構‘合流’。”
在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1982年（時間很現代）出生于首爾（地點也很現代）的女主人公從小到大的經曆，就反映出了韓國女性在這一社會-文化土壤中的際遇：
家裏最好的東西只給弟弟；上了中學，要提防地鐵、公交車上的鹹豬手；入職公關公司，下班不得不忍受客戶的黃色笑話和勸酒；31歲結婚，隨即辭職成爲全職母親，被社會嘲笑爲“媽蟲”；最終不堪重負，患上精神分裂症……
耐人尋味的是，這樣一部反映現實的影片，從籌備之始即陷入輿論漩渦，無論是閱讀原著的女明星，抑或是參演電影的女演員，都成了衆多韓國男性攻擊的對象。
而在近年來的韓國，隨著經濟不穩、社會焦慮的加劇，以及廢除戶主制、出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特別法等政策變動，“女性龍卷風”似乎形成了某種對性別權力結構的“威脅”，被一部分韓國男性視作“假想敵”。
韓國統計廳數據顯示，雖然該國男性平均月薪仍是女性的1.7倍，但女性遭受性暴力和約會暴力的比率在過去幾年大幅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