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黨●創黨60周年
工人黨配合創黨60周年慶祝活動，推出新書《與新加坡同行》，講述工人黨1957年創黨至今的發展曆程，當中也收錄了秘書長劉程強、主席林瑞蓮與多名黨員的訪談內容。
工人黨11月10日起至明年2月9日的每個星期五，在位于芽籠路的新總部舉辦開放日，公衆可以在開放日活動上購買這本新書。多家書局即日起也有售賣，售價是30元。
以下是新書節選：
劉程強“忍無可忍”加入工人黨
“我加入工人黨時是一名老師。我是接受華文教育的，O水准和A水的准英文都考到F9。在那個年代，如果你不會講英語，你就是受華文教育的。由于英文是行政語言，人們以爲受華文教育的人不聰明，因爲他們不能用流利的英語溝通。我很清楚許多同齡的人不是不聰明，只是剛好他們讀的是華校。就是這樣的背景令我開始思考，爲什麽我們在自己的國家會被視爲二等公民？
我是南洋大學最後一批學生。政府當時決定關閉南大，讓南大和新加坡大學合並。在那之前的一兩年，當時的總理李光耀應曆史學會的邀請給本科生發表演講。我還記得他當時說‘一等大學都在英國，例如劍橋和牛津。新加坡大學是二等，南洋大學是三等’。我們所有人都覺得被羞辱了。我們知道我們不是三等的，只是因爲接受華文教育，而無法用流利的英語表達我們的想法……
我成爲老師時，（時任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吳慶瑞制定分流制度的報告出來了。分流政策令我忍無可忍了。我不忍心到課室裏對我的學生說‘你得更用功’，但我知道這個制度將害死他們。以學業成績來作爲衡量學生能力的標准，但許多學生的經濟條件不佳，他們沒有上補習班，或者他們得打兼職工幫補家用。這太荒唐了……那時真的忍無可忍，就決定加入工人黨。”
原本只想當義工
“我只想當義工幫忙。但他們的《鐵錘報》華文水平太差了！我是受華文教育的，英語可能不達標，但至少我了解這個語言，知道它的恰當表達和翻譯方式。于是我認爲自己或許可以在這方面做出一點貢獻，把《鐵錘報》做得讓華文讀者更容易閱讀。我也在惹耶勒南的接見選民活動上幫忙。他們需要人幫忙翻譯，還有處理一些基層事務。”
到後港非因特定選擇
“我本來要去樟宜區，對陣（行動黨議員）張宗治。爲什麽？那時候的樟宜區包括四美，當時的四美交通非常不方便，它在新加坡一角，但公共交通很差。張宗治是那裏的議員，而且並不受歡迎。我了解居民的想法，我知道這是合適的選區，我對那裏並不陌生。樟宜是我的首選，但當時黨主席陳民生也要去那裏，因爲他就住在勿洛蓄水池一帶。那怎麽辦呢？我到處看，然後決定就後港吧！這就是我來到後港的經過，不是出于什麽特定的選擇。”
下一步是進入可組成潛在替代政府階段
“我們已成功建立一個人才基礎，讓黨采取下一步，進入下一個組成潛在替代政府的階段。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黨若要成立一個替代政府，首先必須擁有組織能力。你必須擁有以團隊爲基礎的運作模式，一個人們可以運作的體系。這就是基礎，而我認爲我們具有這樣的組織基礎，讓人們了解運作。我們有擴大規模的潛力，但這也取決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動黨變得腐敗，否則我不認爲選民要一個替代政府。所以我們最終是否會成爲一個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林瑞蓮寫信鼓勵劉程強
“2001年大選後，我們當中有一些人覺得，如果我們袖手旁觀，新加坡反對黨的聲音將走到盡頭……我寫了一封信給（劉程強），說些鼓勵的話，並附上一張支票。10天後，我們約了見面。雖然我們事先沒有討論（加入工人黨），但我見他前還是做了准備，把履曆和兩張照片放進包包裏。”
我們經常意見不合
“我們之間常常意見不合，但這無所謂，因爲我們從根本上還是信任對方的，共事也有16年之久了。我們一起經曆了很多曲折起伏……我們會討論很多很多課題，我從根本上是信任他的。在黨內所有人當中，我可以坦誠向他吐露心裏最深處、最隱秘的秘密，因爲我相信他會守口如瓶。我也相信他從未懷疑我是否對黨忠誠。當然，我們有時對一些課題還是有不同的想法，我們會討論，有時甚至是爭辯。但我們的工作關系根本上是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