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流動服務今年3月全面終止前，上訴庭法官趙錫燊拿著2G諾基亞手機，請手機店職員‘隨便’換一台3G，表明‘能打電話就行了’。‘我女兒說我得提升，給了我這台最新的 iPhone——啊，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麽型號! 哈哈哈!’說著，他還真掏出手機翻查型號。
趙錫燊法官的爽朗笑聲感染了記者和攝影同事，印象中他逗趣、開心笑著的樣子，更加鮮明。趙錫燊法官兩個月前告別了貢獻長達50年的公共服務，進入退休生涯的他依舊快樂笑眯眯，目前周遊列國去了。
趙錫燊于1942年在本地出生，今年9月剛歡慶75歲大壽。最高法院不久前特地爲他舉辦榮休典禮、推介爲他出版的新書“A Judge For The Ages”（《半世秉公 明鏡長留》），向廣受司法界、法律界敬重和愛戴的法官致最高敬意。
趙錫燊精通雙語，是極少數天天閱讀《聯合早報》的法官，審案時發現通譯不夠精確，他會在顧及通譯同事顔面的情況下給予提醒糾正。
父親遠見 念兩校奠下深厚中英文根基
兒時，趙錫燊和兩兄兩妹，住在五馬路明古連街雙親經營的“小客棧”——新華旅店。
趙父是既傳統又務實的海南人，重視儒家思想和華族文化，也意識到英文的實用價值。
就因這樣，天生聰穎的趙錫燊與後來成爲醫生的二哥趙錫盛，成了家中的“雙校生”——上午在住家後面的“三馬路”奎因街（Queen Street）的公教中小學（華校）上課，下午在哥裏門街（Coleman Street）的英華小學（英校）讀書。
兩校放學、上課時間僅15分鍾間隔，公教放學鍾聲一響，趙錫燊即刻換上英華校服，飛奔五六分鍾到英華繼續上課，天天氣喘如牛。
三年多後，趙錫燊改爲在公教毗鄰的聖約瑟小學接受英校教育。六年級那年，聖約瑟搬到摩棉路，他天天都是班上的“遲到大王”，一兩個月後只好舍棄聖約瑟。
由于趙父的遠見，奔跑于兩校之間近六年的趙錫燊奠下了深厚的英文基礎。離開聖約瑟，也是趙父權衡利弊後的決定。趙父堅信，“華校教育比較重要，英文缺乏的話還可以補”。
自小愛讀法庭新聞
趙錫燊自小愛讀報，尤其愛讀法庭新聞，小小年紀的他有時還會質疑判決。出于這樣的熱忱，初中二時，已決心念法律。
由于在公教考取的華校文憑不受英國承認，趙錫燊未雨綢缪，在高二和高三以私人考生身份，分別考取了劍橋離校文憑和高級水准的兩個科目。1962年9月，他拿了父親的“獎學金”前往倫敦大學，如願修畢法律課程。
質疑人工智慧可完全取代律師
對于現在律師難找工作的現象，趙錫燊是否還會鼓勵年輕人念法律？
他指出，目前律師市場如何，不應是決定投身法律界的因素。“生命中許多事物難測。現在看著律師需求少，未來三五年，等你念完後，需求或許就變大了。”
至于人們廣泛討論人工智慧取代律師的事，他說，科技確實可讓律師變得高效精明，尤其是一般商業交易所需的法律研究和文件搜查。“但我質疑律師可完全被取代，雖然我們預見更多人工智能將運用在法律上。”
趙錫燊指出，電腦之間無法像人與人之間進行商談，電腦更無法知道文化規範的變化方式。
“施用法律原則時，科技也無法分辨實際情況的難度和微差，這是需要律師和法官來處理的。我不認爲律師和法官的這些功能，可以由機器取代。”
二加二有時變成五
1967年趙錫燊加入總檢察署，1987年成爲高庭司法委員，隨後擔任高庭法官、上訴庭法官，也是唯一與四位大法官共事過的法官，撰寫的判詞超過600個。
1988年左右，趙錫燊接到第一起死刑案件。他清楚記得那起謀殺案：殺人的外國人逃走了，沒動手的共犯被捕、面審，最終判死刑。
“因爲缺了一些證據，我擔心判錯。當時有二司審理制，同座的是高庭法官辛納杜萊（已故）；幸好有他在，他經驗豐富，見解明確。”
涉及死刑的案件，判決過程總讓他難受。
“判某人死刑像扮演上帝的角色（playing God）；困難，但終歸得做，要麽就不接受這個職務”，他坦率地說。
趙錫燊五次重新受委爲上訴庭法官，也是曆來重新受委最多次的上訴庭法官。
身爲上訴庭法官，對各項法律課題和政策，都必須“大小通吃”。問及哪類課題最難搞？他想了想說：“知識産權、信托和土地法，是比較技術性的法律，得多閱讀。”
謹記保持客觀
庭室烽火交加，“身經百戰”的趙錫燊常自我提醒：必須保持客觀，固有想法抛諸腦後。
“不能太早下判斷，因爲表面上看到和聽到的，未必是你認定的事實。你必須傾聽當事人解釋其行動或言語，才有全面的概念。”
他指出，法官的責任是深入探查，克服個人偏見，認識“即使情況不尋常，卻有可能發生”。不自我提醒，就很可能陷入既定思維或方向。
“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
針對我國的司法制度，趙錫燊不認爲有什麽大問題，因爲“沒有制度是完美無缺的”。
“兩位法官審理同一起案件，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就因爲這樣，所以才有上訴程序，這是第二個機會。”
他說：“我們不像機器，你輸入數據，就得到一個答案，好像數學一樣，二加二等于四。
“現實情況是，某些時候，二加二有時變成五啊！哈哈哈！”
大案印象
談到印象深刻的大案，趙錫燊說，砂拉越客工賈布林（Jabing Kho）是近期較有難度的案件。
2008年2月，賈布林與同鄉在芽籠搶劫中國客工曹如銀，用粗樹枝重傷曹如銀致死。
賈布林被判死刑，上訴後被駁回，後因法律更改，獲高庭重新判刑改爲終身監禁。控方接著上訴，五司以三對二改判賈布林死刑。
趙錫燊說，五司一致同意以“賈布林施暴時是否殘暴到不顧他人性命”爲判案考量。
“如果只爲搶劫，見死者倒地就該跑了，何必出手這麽重，非得致他于死地？”
呈堂照片顯示死者曹如銀的頭顱模糊一片，慘不忍睹。趙錫燊是贊成死刑三票中的一票。
辯方兩組律師隨後分別提出刑事動議和民事申請，以求撤銷死刑，但最終全被五司駁回。
賈布林涉及的是刑事案，律師卻提出民事申請，趙錫燊去年5月審理時，詞嚴義正地訓導了律師一頓。他告訴他們，沒有任何法庭可容許申請人通過無數次訴訟申請，永無止境地拖延案件。這是法庭記者首次看到他當庭“發火”。
答問錄
趙錫燊法官有問必答，是位難得的受訪者。記者采訪前電郵了近30道問題，受訪當天他“空手到”，一如既往笑眯眯，顯然胸有成竹。
不料采訪一開始，他像小學生般面露難色，指著記者打印列出的某些問題說：“這些有點難。”記者答：“沒問題，我給您時間准備陳詞！”
趙錫燊法官聽了大笑不已，一個個答案，就在笑聲中溢出……
政治幹預司法？
外國媒體總愛說，政治幹預我國的司法體制。
趙錫燊的回答是：“當了近30年法官，從沒接到任何人的電話，包括建國總理李光耀，指示我該怎麽判案。
“當總檢察長時，也沒人打電話給我，包括我的好朋友賈古瑪教授（前副總理兼前律政部長），叫我該怎麽做。
“以‘戈麥斯事件’（James Gomez）來說，這是政治敏感事件。戈麥斯承認他犯下錯誤，我當時是總檢察長，細看閉路電視視頻，與下屬討論後，決定不起訴他。我認爲，他講的有可能是實話。”
注：2006年，工人黨第二助理秘書長戈麥斯在提名參加競選前，因未獲得少數種族候選人的族群身份鑒定證書而指責選舉局職員沒處理他的申請，引發風波。
當局公布閉路電視影像，證明戈麥斯根本沒提交鑒定書申請。戈麥斯事後道歉，人民行動黨領導層指他是“騙子”。大選後，警方調查戈麥斯，最終只給予嚴厲警告。
女皇律師當庭睡覺
趙錫燊說，20多年前審理一起案件時，看到庭室一起不尋常事：訴辯雙方都聘女皇律師，一方女皇律師在對方陳詞時，好像睡著了。
趙錫燊觀察了一陣，那女皇律師居然在“釣魚”，果真睡著了！
趙錫燊幽默地向其（本地律師）助手說：“你的夥伴，已去了另一世界。”
本地律師後來解釋那女皇律師患有某種疾病，當時是發病了。
家事
趙錫燊的賢內助是退休中學教師，三個女兒都已婚。長女嫁到美國洛杉矶，兩老每年長途跋涉，飛美探望僅有的外孫女。
身爲人夫人父，他如何形容自己？
趙錫燊以華語回答：“自己判自己，最難啊！”他坦言，妻子是慈母，他是嚴父。
當了28年法官、馳騁司法界50載的趙錫燊，以審案耐性十足見稱。除非律師乖離“正題”，否則從不打岔，讓律師好好呈現案件。
常言道，“男人的耐性，多數是由悍妻精心培訓出來的”。但趙錫燊並沒有接受上述“陳詞”。問他到底有沒有跟妻子吵過架？誰贏的較多？您的陳詞，應該比較厲害吧？他聽了大笑說，每個家庭都有爭執的時候，都有自行解決的方法。至于勝負，“不能透露”。
不上廁所“秘訣”
上訴庭馬拉松聽審，從下午2時30分到晚上8時多，卻不見法官大人上廁所，忍功一流？
趙錫燊以華語笑說：“秘方就是少喝水。多進多出，少進少出，這是自然的道理。”
“法官席上那杯是用來呷的，不是喝的。”
記者希望趙法官退休後 開班教導判詞寫作
趙錫燊法官秉持“判詞是以普羅大衆爲對象，不能晦澀難懂”的原則，判詞向來簡明易讀。
法庭同事打趣建議，趙法官退休後可開“判詞寫作班”，幫助其他法官寫好判詞，好讓法庭記者處理判詞時少一點“痛苦”。
目前在秘魯看古文化和古城的趙法官，或許可邊旅遊，邊慎重考慮這個建議了。
亮相國際舞台
在國際舞台上，趙錫燊維護和捍衛國家利益長達20年，功不可沒。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和前副總理賈古瑪教授在趙錫燊的榮休禮上，大力贊揚。
新馬分家三年後的1968年，年僅25歲的趙錫燊出席聯合國有關公約法的會議，確保馬來西亞官員所確定的“水供協議不能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終止”的立場，在聯合國大會記錄在案。
趙錫燊還參與1974年至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大會，也與前大法官陳錫強、巡回大使許通美教授等人組成的新加坡代表團，在海牙國際法院爲新加坡保住白礁（Pedra Bra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