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香港，亞洲雙子星城市，曾經都是英國殖民地，都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擁有類似的法律、公共管理體系。同時，這兩個人口密度極高的城市都與中國（大陸）保持緊密的往來聯系，因此，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抗疫大戰中，兩個城市同時站在了對抗病毒的最前端（中國大陸以外）。
2020年1月2日，新加坡香港分別開始在機場設置防線，對武漢訪客測量體溫；1月23日，兩地分別確診首例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例。之後兩市疫情發展趨勢一直類似，先後經曆了第一階段中國（大陸）輸入，第二階段本土傳播，截至3月1日，新加坡和香港分別累計106和100例確診病例。但隨著疫情進入海外輸入的第三階段，兩地病例增長卻走出了決然不同的曲線。截至4月11日，新加坡確診2299例，即使扣除香港沒有的客工因素（參見《新加坡：一個國家，兩種疫情》），確診數字也高達1550例，遠超出香港的1001例。
如果再考慮人口基數，新加坡564萬人口，香港745萬人，新加坡每百萬人確診數目407.7人（扣除客工因素276.47人），更是香港的134.34人的3倍之多（扣除客工因素2倍多）。
條件類似的兩個城市，爲什麽抗疫階段性結果有如此大的差異？下圖爲香港互聯網媒體HK01今日一篇文章中對新港兩地防疫措施的比較，看上去有何差異？
上列措施比較，表面上看兩地差異並不大。那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口罩政策？
新加坡政府 在本次抗疫過程中，最爲人诟病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初期沒有鼓勵戴口罩（盡管此政策一直與世衛組織指導原則一致），直到4月初發現無症狀感染者也有傳染能力時，才要求所有人外出與人密切接觸時戴口罩。而香港政府則從開始就鼓勵戴口罩。但如果口罩政策差異是主要原因的話，那爲何兩個城市在1-2月兩個月中的抗疫效果幾無區別呢？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1月初考察國家傳染病中心未戴口罩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疫情初期戴口罩參加新聞發布會
學校停課措施？
香港于春節假期後停課至今，而新加坡堅持上課到4月8日。但該措施顯然也解釋不了兩地抗疫效果的差異，因爲新加坡學校內並未發生感染事件，有限幾個中小學生確診是通過家人感染（參見《停課代表新加坡抗疫失敗了嗎？》）。大學生確診人數多一些，多是從英美回國的留學生，這一點官方沒有通報具體數字，但香港應該也是類似情況。
與多名居住香港或者熟悉香港情況的友人討論後，筆者認爲，新加坡自3月份開始抗疫成績落後于香港的主要原因是：
1、 相較于香港，新加坡政府的強制集中隔離措施不夠強硬。疫情爆發以來，新加坡政府因種種考慮，在追蹤方面竭盡全力，但對從國外旅行歸來的人隔離措施一開始很松懈，最初休“缺席假”甚至允許海歸人員短時間外出，後來隨著疫情發展要求居家隔離，再後來看到疫情在世界範圍內不斷嚴重，才先後分別宣布部分國家回來的人需要強制集中隔離，直到4月10日才開始要求所有海外歸來的人強制集中隔離；而香港一開始居家隔離就要求很嚴格，被隔離人員需要戴電子手帶以供政府監控，在兩周之前已經開始強制集體隔離。強制集中隔離手段的差異，很可能直接導致了兩地在進入第三輪歐美輸入階段的疫情傳播範圍有了較大差異。
2、 相較于新加坡，香港民衆的防範意識相對較強。香港人與中國大陸聯系更緊密，香港部分專家參與了中國大陸抗疫專家組的工作，因此理論上來說，香港人對新冠疫情的嚴重性了解更多。這一點新加坡與香港差距較大，本身新加坡就有30%多人口不是華人，剩下60%華人對中國的了解一般來說弱于香港人。造成兩地防範意識差異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SARS的教訓，盡管兩地2003年都是SARS疫區， 但SARS對香港的傷害遠遠大于新加坡：香港確診1755例，死亡300例，期間更有淘大花園集體感染事件；新加坡確診238例，死亡33例。民衆心理對類SARS傳染病的恐懼心理應當有相當大的差距，防範程度必然不同。
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世紀疫情，各國（各地）醫療水平、政府管治和公衆意識都要跟得上。新加坡似乎因後兩個因素略遜于香港而表現差于香港。新加坡4月7日開始的嚴格的“斷路器”阻斷措施能否扭轉病例增幅曲線，我們拭目以待！
#SGUN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