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發FT中文網）(文/徐海娜）從今年1月23日新加坡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一位來自武漢的旅客）以來，疫情數字經曆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據《聯合早報》數據，1月30日，新加坡確診病例總數爲13起，全部都是來自武漢的中國公民。
之後開始出現本地感染病例，但受到良好控制。3月1日，累計確診病例總數爲106起。之後大量從海外返回的人將新加坡確診病例數字推高到1000起（4月1日數據），但4月初，海外輸入病例已趨零。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之後短短半個多月時間，因爲客工宿舍感染群爆發（客工是新加坡對外來勞工的稱呼，主要來自周邊國家，多數在建築行業工作），累計確診病例又激增到6588 起（4月19日數據）。
面對嚴峻現實，新加坡政府自4月7日開始實施關停大部分工作場所和學校等一系列稱爲“斷路器”的病毒傳播阻斷措施後，4月15日政府又宣布所有人在出門時必須戴口罩，違反者會面臨處罰。
新加坡防疫工作的阿喀琉斯之踵
新加坡總理夫人何晶4月16日在社交媒體發文。她談到幾點關于疫情的看法，非常坦率。一是，起先政府對返回新加坡的留學生實施了居家隔離措施。過了一段時間後，才要求到指定酒店隔離，遠離他們的家人。在此過程中，有些社區傳播可能已經開始。對于召回海外國民，她說，我們現在正在爲此付出代價，套用了抗擊非典的經驗，但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影響。(原文爲We are now paying a price for that call, bcos we underestimated the covid and used a sars lens.)
二是，3月份公立學校假期有部分人仍然出國，返回新加坡後，病毒傳播的概率也增加了。
三是，新加坡的客工群體的感染問題。他們中不少人住集體宿舍，因此，很容易引發宿舍感染群爆發。現在政府正在進行廣泛檢測。
最近的一兩周，新加坡確診病例急劇飙升。新加坡本地媒體發布的疫情曲線圖中，可以清晰看到，4月以來，輸入性病例已經幾乎不再增長，本地社區確診病例也只是兩位數小幅增長，而來自客工宿舍的病例每日幾乎都是三位數增長，甚至單日增長可近千。新加坡有30多萬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來務工人員，從事建築業等重體力勞動，其中20多萬人居住在專門的客工宿舍裏。
工人宿舍長期以來密集居住的狀態，一直都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定時炸彈，也是新加坡防疫最薄弱的環節。這過去未受重視的環節在本次新冠疫情之下，成了新加坡防疫工作的阿喀琉斯之踵。當然，亡羊補牢未爲晚矣。新加坡政府正竭盡全力改善客工群體的防疫現狀，包括增建臨時宿舍，將工人分流等。
2月時便進入ICU的孟加拉工人也于近日轉回普通病房。盡管與新冠疫情有關的一切費用，政府全部承擔。但是被隔離的客工和被隔離的國民如留學生等隔離條件的差異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有很多人開始關心客工的生存狀態。社會分層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疫情減少了差異，底層的危機也將是所有人的危機。
循證的公共政策有否動搖
新加坡政府這幾個月來爲防疫采取的絕大多數措施，都是基于證據的，即所謂Evidence-based policy，以客觀證據爲決策提供依據。例如，沒有證據表明社區感染大量發生的時候，措施都是准備性的，包括每到一處都要反複填寫的旅行情況申報表和體溫監測，相互交錯的上班時間等；還有，學校尚未停課時，雖然有部分學生確診，但因爲有證據證明病例皆來自家人感染，而非在校園內感染，所以無論有多少家長呼籲停課，政府始終堅持基于證據的理性決策。
再如，前一段時間，大部分新增病例爲返回的留學生時，將海外歸國的學生從居家隔離轉爲集中隔離的政策。政府從一開始“不鼓勵健康人戴口罩”到“出門必須戴口罩”也是基于證據的，在出台有關規定之前，政府已經通過媒體發布了社區可能已經存在無症狀感染者的消息。
但是近期這種循證的公共政策看起來似乎有所變化，不再只根據現有證據來決策，而是更傾向于按照預判來行動。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古阿烈（Alex Cook）接受采訪時說，客工宿舍情況令人擔憂。他說，接下來幾天的確診病例應該會持續攀升，增長速度之後可能會放緩，但不排除到了月底會累積一兩萬起。政府也稱會考慮是否有延長病毒阻斷措施的必要。衛生部長顔金勇也強調，“斷路器”抗疫階段即使結束，也不意味著一切立刻恢複正常。
（草坪裏的蘑菇無憂無慮）
疫情下的生活：緊張氣氛與舉報隱憂
最近的氣氛不大好。上周三（4月15日）小區的物業管理處給每戶居民發了一封電郵，這封電郵的主要內容是給所有居民提供舉報渠道，告訴居民如果發現附近出現社交聚會可以舉報；此外，如果發現管理處的任何工作人員和小區的小型工程承包商的工作人員，以及任何居住在此小區的居民，只要不戴口罩就可以舉報。
同時，政府也規定在劇烈運動時和2歲以下孩童可以例外。此外，對于戴口罩有困難的特殊群體，當局也會在執法時靈活處理。但是小區物業管理處的那封信還是引起了一些居民的擔心和焦慮。
有人擔心鼓勵舉報會敗壞人們的道德；還有人則擔憂出門運動本是合法行爲，這種情形下容易被人加以道德論斷；甚至還有人說，這是文革式的鼓勵舉報嗎？而小區的有些居民則早在收到此電郵之前，已經多次在小區社群平台上指出，部分鄰居放任兒童繼續在樓下一起玩，實爲不妥，並贊成政府采取更嚴格的管控措施。人們爲疫情之下的行爲操守之各種細節爭議不斷，直到有人說，“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公民的自由。”也有居民回信給小區管理處表達不滿。
不過兩天後，也就是4月17日，政府每天直接發到國民手機上的疫情消息中就有這樣一條：“您可以通過‘一聯通’應用程序（OneService）舉報安全距離措施違例情況。”並列出兩點注意事項：一是舉報時，人們需要提供詳細的資料，包括地點和照片；二是只舉報“親眼目睹”的事，而不是網上看到的或他人轉發的信息。舉報行爲，由此開始，不再是個別小區鼓勵人們做的，舉報行爲不僅是合法的行爲，還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情形下，帶有了公共道德的色彩。
新加坡一向以執法嚴明著稱，過去的幾個月時間裏已經處罰了不少沒有遵守各種防疫規定的單位和個人，除了罰款和監禁外，處罰還包括吊銷執照、取消護照、取消工作准證等。舉報不會無關痛癢，而是與法律後果相關。同時，人們內心也可能會面臨一個倫理選擇，如果親友違背規定，人們是該“親親相隱”，還是“親親不得隱”？更進一步，合法舉報行爲與告密，在道德和法律範疇內，向來也只隔著一層薄紗，很容易被人僭越。
（所有的花兒依然絢爛）
事實上，政府並沒有禁止人們出門，並且對公衆出門做運動持正面態度，只是要求人們在運動時保持安全距離，以及運動完之後要戴回口罩。居家工作和學習了整整一天之後，也有人會選擇在較少人外出的夜晚到樓下去運動。大部分時間居家的我，偶爾也會有些必要的外出，但是最近幾天，每次外出的我，也開始心有不安，這份不安一部分來源于對疫情的擔憂，另一部分也來源于對陌生人的 “信任”的消失。
我們知道，照片不等于就是事實，甚至眼見都不一定爲實，不同的角度去看，還有不同角度拍攝的照片，對于界定人們是否維持了合法的安全社交距離可以有非常大的爭議。然而當拍照舉報被鼓勵後，人們心理的緊張感就會增加。街上和地鐵站，以及地鐵裏，最近都有大量穿著制服的輔警巡邏，這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緊張氣氛”；另一種則是陌生人的偷拍和舉報，是看不到的“緊張氣氛”。
這段時間，政府在加強客工宿舍防疫的同時，阻斷措施之下不斷收緊的細節規定也處處指向普通的市民生活。政府規定事無巨細，包括市民不可再將孩子送到祖父母家，但離婚的家庭孩子仍可會見分居的父親或母親；還包括快步行走算是劇烈運動可不戴口罩等。每日出台的指引繁瑣細致，因爲過于事無巨細，有人弄不清楚政府的規定，謠言也開始傳出。
有人說警方依循報警進入民居處罰違反安全措施的人，有人說警方設置路障檢查和處罰非共同居住而同車共行的人，還有人說，人們將不能離開自己居住的地區。政府立即用多種渠道說明這些爲“不實傳言”，警方設路障是爲了其他執法行動，進入住宅執法則是依據報警去調解家庭糾紛，呼籲人們不要散播不實謠言。也有“謠言”後來被證實爲公務員泄密，有關人員已受拘捕。
但是，人們一方面嘲諷自己的政府爲“保姆型”政府，一方面又要求政府給出更詳細的規定，例如“如何界定哪些算是可以不戴口罩的劇烈運動”；“政府規定人們可以在公園做運動，那麽小區樓下能否做運動？” 在此時此刻人們緊張防疫的氣氛下，“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的自由”仿佛是一句已經失去意義的話。阻斷措施開始之後，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爲政府措施不夠嚴厲，政府應該完全禁止人們出門一段時間。
人們要求政府加強控制，在特殊時期渴望賦予政府更多權力，但是假如這次疫情真的像專家預測的那樣，無法在短期內結束，人們是否能夠習慣長期受管控的生活？
截止到19日，新加坡的確診病例累計達 6588人，累計死亡人數爲11人。人們將繼續爲這次疫情付出代價，包括爲了安全而不斷讓渡的權利。這次疫情也會暴露出一些社會問題，給人們和他們的政府帶來改進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