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花折扇
提到古代街市時，大家腦海中自然會想到這樣的影視劇畫面：一條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有很多商鋪，很多百姓在賣力吆喝。這一幕看似很正常，但其實這樣的場景在唐代以前可不常見，至于爲何？那就要提到在中國延續了上百年的坊市制度了。
商品經濟的本質說到底其實也就是等價交換而已。在先秦時期，已經有了原始貨幣的出現，而且出現在專職于商品經濟貿易的職業——商人。並且交換的範圍越來越廣，種類也越來越繁多。
圖丨先秦時期的各種貨幣
可那時候的市場監督制度可不像現在一般，體系還很不完備。所以當時爲了方便管理商品貿易，便提出了坊市制度。坊——即百姓居住之地；市——即商品交易之地。無論是買還是賣都必須在特定的場所進行，否則就是犯罪。這一制度的出現，大大的方便了政府加強對于商品貿易的管理，也降低了因商品貿易而産生的經濟糾紛。《周禮·考工记》中记载：
“匠人營國，方九裏，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除了商品貿易方便管理的需要，在自秦以來確立的重農抑商的國策，更是加大了對于坊市制度的需要。因爲這樣可以限制商品貿易的交流，讓商人無法隨時隨地的進行貿易。除此之外，進入市去賣商品的審查也相當嚴格，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棄農從商，從而穩固了古代小農經濟的根基。並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嚴厲執行。
圖丨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
按道理來說，這個制度應該會受到曆代統治者的嚴格執行，但是大概自唐初以來，受到嚴格管控的坊市制度便一點一點地松動，直至宋代，坊市制度便直接消亡了。
那這中間經曆了什麽，讓坊市制度走向瓦解呢？
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是坊市制度瓦解的根源，商人地位逐漸提升的大背景下，坊市制度已不能很好地滿足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
自秦開始的重農抑商政策在後世都貫徹得非常好，直至唐代，商人的地位都相當卑微，不得入仕，高額稅收等，都是打壓商人的手段。但是自五代十國以來，國家動亂，政策便開始出現了松動。農民被壓榨得很苦，但是商人卻開始逆襲。
當時坊市制度正在一點一點瓦解之中，也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商人便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可經濟地位的提高商人並不滿足，開始尋求政治地位。
由于國家動亂，政策松動。並且大興科舉，不少商人子弟都進入仕途。但並不只是如此，當時甚至有出錢買官職的現象。《資治通鑒·后晋纪·后晋纪四》记载道：
“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
可見，商人不僅僅在經濟上地位高，在政治上的訴求也越來越多，地位開始提高。而地位的提高自然也就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進一步瓦解坊市制度。
圖丨商人地位逐漸提高
不僅僅只是商人地位提高，甚至于國策都開始向經濟方面傾斜。在宋代，雖國力不如唐如此強盛，但是經濟卻又上了一個高峰。在重文輕武的大背景下，經濟政策的松動便是個必然的結果。而其中，坊市制度的瓦解就是其中的一個重點。宋朝的都城在汴京，沒有原先街道的隔離。並且政策向商品經濟方向發展，市民階層也在進一步擴大，由此，宋朝的商品經濟貿易十分興盛，達到了曆史的一個高峰。再出現繁雜的坊市制度便顯得不合時宜了。
于是，在宋代便可以看到這些情景，無論白天還是黑夜，無論是市中心還是非市中心，街鋪臨街而設，人們熙熙攘攘進行貿易。正是由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帶動商品經濟的繁榮，而商品經濟的繁榮又會帶動商人地位的提高，形成一個循環，使得坊市制度在宋代已經名存實亡了。
坊市制度本身具有局限性，作爲日常生活必需的市僅占城市規劃的很小一部分。再加上時間空間管理過于嚴苛，讓市民十分不便
以唐朝最大的都城長安爲例，當時居住的人口多達百萬，坊（居住區）數多達108戶。有此巨大的體量，其商品貿易需求旺盛自然也不奇怪了。但是當時僅僅只有東西兩市。據史料記載，當時市的面積僅占全城10%的面積。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坊，卻只有兩個市，必定造成諸多不便。
除此之外，城市的規劃也讓坊市制度的局限性被放大。衆所周知，古代建築不是高樓，而是一個個平房，自然也就使得長安的住戶像是“攤大餅”一樣的散開。而東西兩市又都在城北的皇城兩側，當時大部分居民都居住在位于城南的一大片地區，自然更加加劇了貿易的困難程度。唐代詩人白居易就曾在《登觀音台望城》中感慨道：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除了空間之外，時間的限制也使得民衆貿易不便。偌大的長安，卻只有日中開市，人們購買物質資料只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並且還必須步行，十分不便。
圖丨東西市在長安城中的位置
還有嚴格的宵禁制度也讓民衆苦不堪言。偌大的長安城的夜晚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沒有一點光亮。雖然對于治安狀況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對于民衆來說，他們的生活卻更加單調，缺少生活氣息。
船有了漏洞便會進水，制度有了缺陷就會有人進來鑽空子。無論貿易狀況的大小與否，都必須要市裏進行。人們貿易如此不便的情況下，自然就會有很多人爲了圖方便在其他地方進行貿易。
從天寶年間開始，各個坊之間出現了很多商業網點，出售食物，衣物等，以滿足市民簡單的日常生活需要，當時有些坊出現了“假賃方相送喪之具”之類的情形。
並且到了唐代中期，貿易進一步發展，只有正午才進行貿易顯然不能滿足其需要，于是便出現了“夜市”。顧名思義，就是在夜晚進行貿易的市。至此，坊市制度在其後期，時間上的限制一點一點被消除。
隨著唐朝中期坊市制度時間和空間上限制的消除，坊市制度也開始了它的瓦解之路。
人口不斷膨脹讓“坊”不再適應社會發展，因人口流動增強而設立的“客戶坊”，也使得坊市制度逐漸走向瓦解
經曆了隋朝末年的大動亂後，中國人口銳減。當時全社會的戶數不超過兩百萬。因此，當初長安城設計時便沒有考慮這麽多。初唐時期，長安城住戶比較稀松。但是隨著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到了盛唐時期，全社會的戶數劇增到了九百萬戶。長安都城規模擴大，原來方方正正的坊的設計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推動了坊市制度的瓦解。
而宋朝更是如此，汴京的規模雖然比長安小，但是人口卻比長安的還多。因此，在用以往的方法將住戶與市相隔離開來，除了讓市民生活不便，便沒有了其他作用。
圖丨宋朝汴京的繁華景象
除了人口規模的劇增，流動人口的增強也是導致坊市制度瓦解的一大誘因。唐朝作爲當時全世界最爲強盛的國家，其都城長安自然也是受到了全世界民衆的向往。無論是僧侶、使者、學生還是商人；無論是中亞、日本、朝鮮還是中東，各式各樣的流動人口都聚集在長安，更別提國內的一大批長途商販了。
當時長安城內還專門修建了專門給流動人口居住的“客戶坊”。這些人的到來，給長安城注入了新鮮的氣息。不僅僅促進了唐朝經濟的繁榮，更是讓“坊”的意義不在更加鮮明。從而導致“市”的局限進一步擴大，從而推動了坊市制度的進一步瓦解。關于唐代“客戶坊”，《唐摭言》卷七《升沈後進》曾記載道：
“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公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于客戶坊稅一廟院。”
而宋朝更是的人口規模更加巨大，達到了一億兩千萬，比唐朝的八千多萬還多的多。但是國土面積卻不如唐朝那般巨大，但這也方便了國內的經濟貿易。並且當時的汴京也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來自大理，西夏，遼等國的不同人群都居住在這。由此，坊市制度直至宋朝完全瓦解。
圖丨沒有坊市限制的自由交易
坊市制度在秦漢時期是具有積極性的，但自唐之後，局限性明顯要大于其積極性。坊市制度的瓦解，是曆史的必然。具有進步意義。
在秦漢時期，人口規模尚且不大，用“坊”來規定居住區比較合理，並且也方便于管理。對“市”的嚴格看官，對于商品經濟尚不成熟的秦漢來說也方便了管理。
且剛從諸侯爭霸時期過度來，政權還不穩固。其坊市制度是重農抑商的一種體現。從而穩定了社會局面，促進了農業發展，也有利于人口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但是到了唐朝，經濟高度發展，人口大量增加，商品經濟進一步繁榮。再繼續采用坊市制度便顯得不合時宜。在人口的壓力之下，以及商品經濟發展的需求之下，坊市制度的嚴格控制顯然不利于其發展。由後來宋元明清的經濟進一步繁榮來看，坊市制度的瓦解無疑推動了後世的經濟繁榮，因此，坊市制度的瓦解具有進步意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正是由于其根源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坊市制度的瓦解。這也是曆史的必然。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鑒》
《舊唐書》
《通典》
《太平廣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