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惜薇 報道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美國犯罪學教授約翰·希普（John Hipp）發現，種族多元化影響了社會資本的培養和社區的互信，導致鄰裏出現更多罪案。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社會研究室學者的研究則顯示，本地犯罪率的高低與種族是否多元沒有關聯。
兀蘭種族最多元
犯罪率只有0.053％
社會研究室（IPS Social Lab） 主管梁振雄博士以28個規劃區中，種族最多元的兀蘭爲例說明，這裏的犯罪率只有0.053％，並不是犯罪率最高的一個規劃區。像馬林百列這樣一個種族相對不那麽多元化的規劃區，它的犯罪率反而較高，爲0.096％。
其實這樣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功于新加坡推廣各種族互動和增進了解的公共政策，包括種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這個政策是確保一個組屋區有特定數目的不同種族同胞。
梁振雄認爲，社會研究室的研究結果凸顯“平衡推動各種族互動和培養社會資本之間的兩難”。他建議政府在發放經濟援助給貧困和弱勢人士時，考慮不僅僅協助個人，也同時撥款給整個市鎮的管理。
“每個規劃區還有許多分區，它們的情況可能與整體的規劃區不同。我們還應進一步了解相關數據，讓社會經濟背景更多元的分區獲得更多資源去正視和解決問題。”
一個例子是馬林百列雖是個住屋類型多元的規劃區，卻不乏“同質性”高的分區，區內的蒙巴登就完全沒有居民住在組屋裏；而女皇鎮規劃區內的巴西班讓，也與其他地區不同。
梁振雄和團隊在研究中，也發現了一些異常的情況（outlier），這進一步突出多方面解決問題的重要性。例如，盡管在住屋類型方面，勿洛更多元，但它的犯罪率卻不高。梁振雄分析說：“一個可能性是據報道，制服人員到勿洛巡邏的頻率其實更密。”
此外，芽籠和加冷居民的住屋類型多元指數雖然一樣，夜生活特別忙碌的芽籠犯罪率卻高出許多。梁振雄說：“這或許就得歸咎于曆史因素了。”
每個規劃區還有許多分區，它們的情況可能與整體的規劃區不同。我們還應進一步了解相關數據，讓社會經濟背景更多元的分區獲得更多資源去正視和解決問題。
——社會研究室主管梁振雄博士建議，政府在發放經濟援助給貧困和弱勢人士時，考慮不僅僅協助個人，也同時撥款給整個市鎮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