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尋常的人才外流：新加坡“准馬克思”社會下的人口流動
“新加坡控制”（The Singapore Grip）可以是一種疾病、手提箱，或者是一種據稱是本地妓女用以取悅客戶的技巧。它同時也是英國作家法瑞爾（J. G. Farrell）爲他描寫英屬新加坡淪陷前夕的小說所取的書名。今天我們可以說它適切地描述了新加坡政體的特征。
李光耀在1990年從總理一職退位，巧妙地安排後續職位，他先後擔任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的職位——在某些親近部屬心目中則是“折磨人資政”（minister tormentor）——仍然保持相當大的政治能見度。他保有內閣資政職銜直到2011年大選之後才正式辭職。吳作棟在1990年接任總理，至2004年卸職轉任國務資政，直到2011年才辭去公職。
李光耀長子李顯龍接替吳作棟出任國家最高領導人，受人谑稱的三巨頭“聖父、聖子、吳聖人”就此成形，而新加坡也兩度完成最高權力順利轉移。盡管最近這次的交接有明顯的世襲性質，沒有人真正質疑現任繼承人的能力。
在新加坡這個“准馬克思主義”社會，技術官僚的唯物主義主宰一切，而經濟則淩駕一切。 圖／路透社
“准馬克思主義”社會
新加坡在獨立後最初幾十年的政府在結構上貌似民主，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毫不民主。在李光耀及領導人心目中，運作良好的政府遠比民主來得重要。新加坡的確定期舉行選舉，絕大多數人民也認真地投票，不過他們所投的候選人都是學術成績優異才被拔擢的人選。政府在沒有利益團體幹擾下運作，保持政策的穩定和連貫性，其效率和清廉也無懈可擊。
政府堅定地追求成長，又能成功達致目標，提升了民衆的生活水准，使得人民願意犧牲權利、追求繁榮。領導階層以以下兩點合理化政府的幹預。他們相信經濟健康和政治穩定需要中央規劃和指導，而且人民本身沒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決定。經濟務實主義和政治整合的原則強化且使新加坡的機制順暢地運作。
實際上，政府認爲它和民衆之間存在一種契約，而這和帝制中國的思想並無不同。政府以其優異施政表現作爲治理權的根據。只要人民安居樂業，他們就接受此一正當性的假設。這的確是專制。但是新加坡政府並非暴虐無道，它確實致力于全民福祉的理想，把人民奉爲國家最大資源，找出並培訓他們判斷最適合執政的人才。
爲了換取管理權，新加坡國家機關承擔起提高國民生活水准的責任，包括住宅、衛生、教育和年金等。在這個“准馬克思主義”社會，技術官僚的唯物主義主宰一切，而經濟則淩駕一切。但是經濟根基轉向知識經濟令人不免懷疑，新的嘗試要如何才能在威權國家蓬勃發展，尤其是威權政府傾向管控資訊的流通，並且壓制在政治上爲其長期隱憂的反對派。
不尋常的人才外流現象
今天新加坡政府擔心受過高等教育的老百姓不願生育，而且新加坡在政府鼓勵的狀況下造成人才外流，不利國家發展。今天住在國外或在國外工作的新加坡人約占全國人口的3.3%。就一個迷你國家而言，這是一個警訊。許多人出國留學，但問題在于有些人學成後不回國，留在美國、澳洲或其他英語系國家。
在國際上，這是不尋常的現象，因爲通常是低度開發國家才會人才外流。滯居國外的人經常是受過高等教育且政府不願失去的人才，這個事實導致政府更加關切人才外流的問題。李光耀對此相當煩惱。每年約1,000名優秀青年放棄他們的公民身份並永遠離開新加坡。這也會産生安全隱憂，因爲年輕人外流代表服義務役兵役的年輕人也跟著減少。在受過最高等教育、最有前途的人當中，有十分之三選擇離開新加坡。民調顯示，有心移民的人還不計其數。
有些移民意願可能是全球化的效應。就業機會或許不少，但是小國家提供的工作機會和範圍可能不符某些人期望。生活費用可能是另一個原因。有些老人提領出累積多年的年金，放棄新加坡公民身份，搬到國外比較舒適的地方退休養老。錢大量流往新西蘭。在新西蘭，他們可以買得起大房子、汽車，享有優質的醫療照護；在國內，這些東西都更加昂貴。但是在選擇外移的年輕人和中年人當中，有人表示他們未必是爲了追求更好的經濟機會才離開新加坡。
我們也不清楚政治疏離感是否是移民的關鍵動機。或許更重要的是心理因素，渴望逃脫“保姆國家”令人窒息的擁抱，以及居住在當地似乎相生相息的高度壓力。有位年輕女性是第四代新加坡公民，是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她出國已經五年，將離開異國的她卻不回國，反而選擇住在鄰近的印尼。她說：“在國內，有許多事情讓我憤怒，可是我又無能爲力。”
新加坡的新移民
新移民也可能有複雜的感受。新加坡吸引許多外國短期居留者，他們豐富了社群景象；這些人有些是外籍勞工，有些是學生，而學生當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這些中國留學生或工人一到新加坡就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吃中國菜、講中國話、看到許多中國人臉孔。就學生而言，優厚的獎助學金通常是另一個重要誘因。新加坡也是讓他們在國際環境中學習、提升英文能力的好地方。
但是近年來，由于政府寬松的移民政策，這些中國人逐漸感受到某些新加坡人的憎恨。有位中國學生匿名表達他的看法：“我們在這裏感覺愈來愈不自在。”
在殖民時期，新加坡因移民自由流動和商品自由貿易獲益不少，成爲人流和物流的轉口港。有些人來到新加坡只是短暫居留就離去，前往其他地方，但是許多人留了下來。自獨立以來，移民的流入受到規範管理，政府視經濟狀況和就業機會多寡調整政策內容，但是仍體會到某些移民帶來的好處。
李光耀曾說：“如果你看看倫敦、紐約或上海，那些使得當地發光發亮、充滿活力和大放異彩的人，都不是當地出生的人。”新血的加入豐富了人力資源，初來乍到新加坡的移民的確不斷將其才華貢獻于經濟活動的向上成長，使新加坡的産業從勞力導向晉升到技術導向。新加坡近三分之一人口不是新加坡公民，在總人口550萬人當中占150萬人之多。隨著人口老化，現在新加坡對青年人力的需求會增加。然而，移民增加將使政府已經極力在培養的國家認同意識受到挑戰。
許多外國人擔任勞力工或家庭幫傭，以填補勞力的短缺，他們的工作經常是新加坡人不想做的工作（譬如船塢工人）。有些外國人則從事需要更精細技術的工作，譬如醫學研究。
新加坡很積極地展開所謂的“全球人才爭奪戰”，努力吸收、招攬優秀人才。 圖／路透社
因“驚輸”而展開的人才爭奪戰
新加坡很積極地展開所謂的“全球人才爭奪戰”，努力吸收、招攬優秀人才。最近有位丹麥人被聘爲東方海皇航運公司最高主管，固然是因爲其人業界經驗豐富，但也不無因象征作用而聘用之意，借此表明新加坡召募最佳人才的原則。這種作法意在填補新加坡本身人才外移的缺口。來自中國和鄰近的印度的專業人員，以及來自歐美的其他人才，受到留在他們的母國可能不會遇上的機會所吸引而來到新加坡。
對科學家而言，設備齊全的實驗室和寬裕的研究經費，加上高薪，是難以抗拒的誘惑。1980年代初期，新加坡實際上沒有研究基地，而政府開始察覺應該爲此努力，遂提供一流的工作環境、財務獎勵，也承諾打造由智庫和大學組成的學術社群。他們希望網羅先進國家的科學家，按照合約進行研究，尤其是生物醫學等新領域，盼望能達成商業運用上的突破。
但是投資重金並不保證知識産業的成功打造，個人創業的靈感與才華並不能在彈指之間激發創造力的火花。目前還沒有“新加坡制造”的原創産品在世界市場嶄露頭角。
美國人提出“科學園區”的概念，認爲是培養創意的機制。史丹佛大學在1950年代初期創立第一個科學園區從事研發工作。科學園區可能“只不過是一種比較光彩好聽的地産開發”，而且也有人懷疑把一群人聚在一起是否真能集思廣益。畢竟創新需要有創業和勇敢冒險的精神，以及承擔失敗風險的意願，這是新加坡文化被诟病缺乏的東西。華人的方言甚至有一個詞用來形容新加坡人的心理：“驚輸”（kiasu），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怕輸，延伸也有“絕不能落于人後”這一好勝的弦外之音。
一家香港顧問公司在1989年10月提出一份報告說，雖然新加坡是“打造及維持高品質基礎設施的大師”，但是培養“將國家改造爲科技創新中心所需的充滿活力、盡情發揮的氣氛”又是另一回事。即使嘗試，其結果也是未知的。
但這樣的說法已經過時。近年的新加坡已經在醫學研究上崛起，取得世界級的地位，許多人員在北美洲主要機構受過訓練，而且其兩所醫學院也與這些機構有合作關系。新加坡的“啓奧生技園區”（Biopolis）是龐大投資的具體成果，有傑出的專家團隊進駐。禮來制藥公司（Eli Lilly）把實驗室從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移到新加坡，而現在每家國際大藥廠在新加坡都派駐代表。在啓奧生技園區隔壁，有兩座屬于數位園區“啓彙城”（Fusionopolis）的高樓，專注物理科學、工程學和資訊科技的研究。
它們的目標全都是創新，代表新加坡已經認識到必須超越“廉價又快”，因爲它在這方面已經無法與中國或印度競爭。
耶魯大學受到新加坡學習環境的吸引，加上新加坡政府願意負擔所有經費，因而在此設立一所學院，攝于2013年。 圖／法新社
管制政治參與，但不限制科學研究
新加坡國立大學名列全球前30名大學，廣泛向世界招募人才。耶魯大學希望到海外設校，受到新加坡學習環境的吸引，加上新加坡政府願意負擔所有經費，因而在此設立一所學院。針對國際學生，該學院提供由耶魯大學教師選擇和教授的人文教育課程，但是限制學生參與政治活動，譬如在未獲得官方批准下不得在公共場所進行示威活動。
套用新加坡國立大學／耶魯大學管理委員會主席郭雯光（Kay Kuok Oon Kwong）的話來說，即“我們必須從廣義而非解放的角度來看待‘自由’（liberal）。它指的是思想自由；我沒有說這指的是言論自由”。本地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這所新學院對文科教育隱含的自由之承諾？目前的共識似乎還有待觀察，因爲新機構的認同尚未形成。
耶魯此一有高度爭議的決定引起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批評，也激起耶魯某些教員強烈反彈，另外也招致校友的埋怨，不過有位埋怨的校友（他曾在新加坡任教）說：“民粹主義者對新加坡的持續威嚇和經驗現實脫節。”
很顯然地，新加坡的科學家可以在不受意識形態局限下工作。新加坡領導人接受全球社群對氣候變遷的共識，這點也毋庸置疑。幹細胞研究人員沒有碰上他們在美國遭遇的政治限制。複制出桃莉羊（Dolly）的英國團隊發現新加坡的環境支持他們的研究工作。新加坡人可以指出，雖然他們的政治可能敏感、受到管制，但是在科學發展如基因研究方面，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
駐新加坡美國醫師和醫學研究者發現新加坡的社會政策也有許多值得贊揚的地方，他們個人便身受其惠。他們十分欣賞全民健保、義務教育、住宅補助，也欣喜政府肯花大筆經費投資博物館。但是也有人抱怨工作效率上的阻礙；負責發放研究經費的人中有“太多用心良善的官僚”對貪腐保持警惕。“你買一盒回紋針，結果他們都要過問購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