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發問次數最多的新任議員，除了人民行動黨的黃國光（103次），其他都是來自工人黨籍的非選區議員貝理安（151次）、陳立峰（94次）和吳佩松（83次）。貝理安表示，他“沒有刻意爲提問次數設下任何目標”，踴躍發問是因爲“能提問的東西真的很多”。
本屆國會成立至今，最踴躍發問的新任議員不是當選議員，而是沒有選區作爲政治根基、一度被稱爲“浮萍”的非選區議員。政治觀察家認爲，這顯示反對黨工人黨善用該制度，爲自己在政治上加分。
據《聯合早報》統計，發問次數最多的新任議員，依序爲貝理安（151次）、黃國光（103次）、陳立峰（94次）和吳佩松（83次）。除了行動黨的黃國光，其余三人都是工人黨籍的非選區議員。
非選區議員表現亮眼，但貝理安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他“沒有刻意爲提問次數設下任何目標”，踴躍發問是因爲“能提問的東西真的很多”。他關注的領域包括經濟、公共財政、生産力、新興産業、顛覆性科技和教育等。
非選區議員不像當選議員一樣能雇用國會助理，因此爲國會辯論准備資料時須投入更多精力。貝理安說，非選區議員除了勤跑基層了解民情，工人黨義工也從旁爲該黨的當選和非選區議員提供幫助。
“我們義工來自社會各方各面，擁有對不同事務的經驗，這讓我們廣泛吸取教育、科技、就業市場、醫療等課題的點子。”
受訪學者均對非選區議員在這份中期成績單中拔得頭籌不表意外。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比爾維爾星（Bilveer Singh）指出，當選議員的職責衆多，相比之下，非選區議員得以專注在國會發揮“反對黨”職責，而他們的突出表現對民主政治有益。
“這當中的益處很多，包括提早熟悉國會議程和辯論等。貝理安等表現出色者也直接向選民發出一個信息，即他們應該勝選直接進入國會，這是一種爲來屆大選所做的政治宣傳。這也顯示工人黨善用該制度，累積利己的政治資本。”
工人黨向來原則上反對非選區議員制度，但出于“從現有的體制內爭取行之有效的民主”，多年來接受非選區議員議席。秘書長劉程強兩年前更以“水塘裏的浮萍”形容非選區議員，指這類議員沒有選區作爲政治根基，無法和當選議員相提並論，一度引起朝野激辯。
但貝理安不認爲非選區議員提問時會因此受限而無法提出選區層面的課題。他在上屆大選出征東海岸集選區落敗，但過去兩年也提出過有關在四美興建濕巴刹、東福坊開設公共圖書館等問題。
國大陳愛麗絲與彼德寄宿型學院督學、國大政治系副教授黃奕鵬指出，非選區議員沒有可深耕基層的基地，國會表現因此成爲他們的利器。“工人黨必定已盤算好才提名這三人上陣，讓他們爭取曝光，提高來屆大選勝選、正式進入國會的可能。”
對此，貝理安認爲，“要提高能見度有其他更好的途徑”，投入時間和精力准備一道道問題是爲了“通過相對簡單的舉動，刺激思辨和推動政策改進”。
通過休會動議和請願書 黃國光積極發言
去年8月，義順集選區議員黃國光提出休會動議，爲早産兒和多胞胎的父母爭取更多産假。
他用了近20分鍾介紹自己一對早産10周的孿生女兒，並在談及妻子緊急剖腹、女兒一度停止呼吸時，幾度哽咽。
擔任議員以來，黃國光不僅提呈了103道詢問、參與70個法案的辯論，也用休會動議和請願書等形式在國會積極發言。
他受訪時說：“通過休會動議，我能分享自己和其他父母的心路曆程。這些故事無法通過簡單的詢問一語道盡。我希望借助這些聲音，讓國會了解早産兒和多胞胎父母的掙紮，以及檢討相關政策的緊迫性。”
同年9月，黃國光也向國會提呈請願書，爲單親家庭爭取更包容的組屋政策。他說，選擇以請願書的形式發言，是爲了深入剖析課題，而不是停留在一問一答上。
盡管請願遭拒，但黃國光已根據國會公衆陳情委員會的報告，進一步提呈口頭詢問，希望知道單親家長須符合什麽條件才能申請到組屋。
黃國光有30名義工組成的“智囊團”，爲他在國會質詢課題和辯論法案時提出論點和疑問。
但他強調，除了問問題，他的目標是讓更多公衆“參與”國會辯論。
歐亞裔議員祖安清心 最常以華語演講
因考慮到多數年長國人較熟悉華語，歐亞裔議員祖安清心雖然華語不太流利，仍堅持在關懷樂齡、聘用年長員工等課題上以雙語發言，成爲最常在國會發表華語演講的新任議員。
這位丹戎巴葛集選區議員的父親是歐亞人、母親是華人，她因此以華文爲第二語文。
據統計，祖安清心共六次以華語發表演講。
新任議員當中，排名第二的是白沙－榜鵝集選區議員孫雪玲（五次），而淡濱尼集選區議員朱倍慶和官委議員郭慶亮則並列第三（四次）。
祖安清心受訪時說：“我認爲，一些課題可能會在年長者間激起更大的興趣，或對他們産生更深遠的影響，而年長人口中，又以講華語的華人居多。”
她首次發表華語演講是于前年1月辯論政府施政方針時。她當時提出照顧老人家應多管齊下，還引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英雄無用武之地”等諺語。
她也在去年財政預算案辯論的英語演講中穿插一段華語，促請當局與售賣眼鏡、助聽器和行動儀器的商店合作，爲年長者提供折扣。
祖安清心說，她會通過走訪選區和做家訪來收集反饋，並在深入思考課題後，以英文記下重點，再與翻譯員一同准備華文講稿。
例如，他會將他的口頭或書面詢問上載到面簿，讓公衆理解“我爲什麽問這個問題”，同時收集民間反饋，甚至會在國會上念出留言者姓名。
拉哈尤提問少卻尖銳 學者：議員發問次數非唯一衡量表現標准
辯論歐思禮路38號議題時，以尖銳問題令人留下印象，裕廊集選區議員拉哈尤·瑪贊雖獲觀察家點名，卻是提問次數最少的新任國會議員，僅問了八道問題。
考慮到拉哈尤曾在去年4月底生産，記者也統計了她的國會出勤率，發覺她前後只缺席了三場國會會議，整體出勤率達94.44％，應有充足機會提出更多問題。對此，拉哈尤受訪時說，她提出的問題大多與她身爲律師或議員的專業有關，“我一般上也會先確保沒有人提過相同問題”。
但她坦言，在國會議事上做到嚴于律己是重要的，“我會繼續努力改善這一點”。
碧山—大巴窯集選區議員鍾奇雄的提問次數也較少（11次），主要圍繞生活費、工作保障和居住環境舒適度。
他受訪時指出，他身爲議員的主要目標是“以最快捷的方式將信息傳達給對的受衆”。
“除了在國會發言和提問，直接向相關機構和部門提出反饋和進行對話，也是有助課題升級、獲得解決的有效方法。”
受訪學者則認爲，發問次數並非衡量國會表現的唯一標准，應同時考量議員所提出的論述或觀點。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舉例，國會在辯論歐思禮路38號的議題時，他對拉哈尤和鍾麗慧（淡濱尼集選區）提出的尖銳問題留下印象。
比爾維爾星則點名武吉巴督區議員穆仁理，認爲他雖不是“超級發言機”，但每次發言都充滿熱忱和力量，難怪“會成爲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員”。
比爾維爾星也認爲，一些議員傾向于專注在自己較熟悉的領域，但他認爲議員在合理範圍內應“博而不精”。
“畢竟，如果他們必須在某個議題，或針對某個動議或法案投票，那他們不可能是在沒有意見的情況下投票的。”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許林珠博士則指出，行動黨占多數議席，其議員因此得以專攻特定領域，而這麽做能讓他們的發言更具知識性，貢獻也更有意義，“他們終究是爲同一個行動黨的品牌貢獻”。
官委議員占超過兩成 提問次數僅約9％
新任議員中，官委議員占超過五分之一，但提問次數只占約9％。受訪觀察家認爲，這或許是因爲一些官委議員只願在他們較有涉獵的課題上發言。
新任官委議員中，最踴躍提問的是出身工運的丹娜樂芝米（44次），其問題主要涉及工薪階層、婦女就業和醫療體系等課題。
但官委議員不必將提問局限在自己所屬的領域，丹娜樂芝米就曾針對民選總統機制和市鎮理事會等國人普遍關注的課題發言。
盡管如此，在國會提問未必總能得到預期回複。丹娜樂芝米說：“有時，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我們在追求理想局面時，應將盛了半杯水的杯子看成是半滿，而不是半空。”
代表媒體業和體育界的甘尼斯惹加南（提問五次）則認爲，官委議員的角色不僅是在國會上發言，而是在關鍵課題上擔任“有影響力的人”（influencer）。
他指出，有時候，在國會休息時直接與部長討論課題，或是在國會以外的場合同部長、決策者和行業成員見面，就共同關注的領域取得進展，會更有效率。
官委議員一般來自工商界、專業團體、工會、社會服務組織、民間組織、大專學府，以及媒體、藝術和體育界七大領域。
許林珠博士認爲，有些官委議員可能只願在他們較熱衷，或有所專長的課題上發言，以讓議事過程成爲知情的辯論，並在辯論時發揮較大影響力。
不過，曾在2012年至2014年間擔任官委議員的陳慶文，以自己的經曆指出，倘若官委議員要等到自己熱衷的課題被排入國會議程，可能得等上很長一段時間，發言次數也會隨之偏低。
“多數官委議員只會擔任一個任期，也就是約兩年半的時間。此時不發言，更待何時？他們參與辯論的權利不遜于當選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