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建立之初，元老級人物周公已經初步制定了一套較爲成熟的禮法體制，建立了從庶民到卿大夫再到諸侯直至頂層周天子的禮制體系，諸侯隔一段時間必須朝貢天子，隨天子征討四方。直到出現著名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事件後，幽王被攻入京城的遊牧民族所殺，周平王遷都東周。諸侯國爲了爭權奪利，忽視禮制道義，禮法的加強成爲春秋時期統治者們關心的話題之一，同時也成爲整個春秋時期不可避免的趨勢。
一、 春秋時期各國主張以“禮制”爲主進行外交，打著“尊王攘夷”口號的齊國率先提出遵禮，但是關于禮節沒有明確的規定，小國經常以“非禮也”來對抗大國的約束，“禮制”的加強成爲普遍的追求
春秋時期各國大抵的外交和政治目標是稱霸而非滅國，所以在春秋早期小國林立，而大國通常也不會主動去亡國滅種，而是讓小國服從自己——以禮制爲手段的外交手段正式普及。
最先提出“尊王攘夷”口號的齊國，對小國的態度上就比較寬容，允許其在亂世立足，但是在禮制上要服從打著守衛天子旗號的齊國的領導。
而其余大國也正是因爲礙于禮法的限制，不願在明面上與齊國進行爭霸，正因其在行事准則的合法性，和自身營造的遵禮的形象，使得攻伐齊國更加不可能，反而違背齊國意志成了天下之大不韪。
一直維護禮制的孔子對齊國的這種做法更是稱贊不已，雖然他本人對齊相管仲抱有成見，但是卻對齊國這種表面上維護禮制的做法給予肯定。
在遵禮這件事上，大國偶爾也討不到好處。小國往往以一句“非禮也”怼的大國無言以對。一次，楚國攻打吳國，陳國派出使者公孫貞子前往慰問，無奈公孫貞子身體素質欠佳，還沒到吳國自己就死在路上了，陳國使團只好擡著這位大人的棺材去了吳國。
這時候吳國就不樂意了，讓別人的棺材進自家城門那可不晦氣嗎，這時候陳國副使就不樂意了，他向吳國爭辯說：出使國的使者在路途上死亡理應受到尊重，按照古禮也應當由貴國收殓，而現在堂堂吳國竟然想要棄我國使臣靈柩于不顧，你這一棄，就是丟了禮節，你們國家丟了禮還指望民衆服從你嗎？
這幾句話一說，把吳國上下怼的啞口無言，最終只好按照禮法讓公孫的靈柩入城。這件事的處理手段本身並無出彩之處，關鍵是陳國使臣的勇氣和據理力爭的氣魄。
這件事也爲當時的陳國挽回了一點顔面，提高了其國家地位。這同時也側面說明了維護禮法的重要性，即使國與國之間實力存在壓倒性的差距，但是大國往往也不願撕破禮法這層關系免得自身得不償失。
當然正式外交上同樣也是如此，諸侯無論多強大也不會想著去稱王，這是對周天子的不敬，更是在挑釁其他諸侯，必定會引來各國興師問罪。
諸侯之間也並不存在朝觐的關系，無論國力強弱，同等爵位的諸侯間的關系也是平等的，最多也就抱抱團打個會盟的旗號來欺負弱小的小國，這是與戰國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勢。
二、 春秋時期社會以不違背禮制爲本，體現出仁義信，不論是國家外交往來、還是諸侯國爭奪權力進行戰爭，甚至是個人品行，都是禮制的具體表現形式
戰爭通常都是伴隨著殺戮的，但是奇特的是，春秋時期的戰爭並非如此，戰勝國很少屠城殺俘，甚至在戰爭的過程中也不是一味的想要消滅敵軍的有生力量，而是更加在乎合乎規矩地取勝。
（一）國家往來交往，不乘虛而入且兼懷天下，符合禮制
這在中國戰爭史上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戰爭裏遵守禮制的具體表現就是仁、義、信，比如楚國曾出師陳國，但是剛巧遇上陳國國君薨亡，于是楚軍便主動撤退了，在我們現在看來這種行爲未免有幼稚。
可是當時楚國的做法卻爲時人稱道，被稱爲大國行禮，對楚國營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有積極作用。再如晉文公重耳曾經流亡楚國，被楚君以禮相待，這當然讓當時還是流亡客的重耳很感動。他對楚君說日後如果能夠回到晉國複興晉國，遇上晉楚兩國交戰一定不咄咄相逼，將陣線推後三舍。
而楚君也覺得重耳這個人很有潛力，就護送他離開楚國，重耳之後也沒有辜負楚君期望，複奪了君位。宋被楚攻打，晉文公派兵前往支援，在遇上楚軍的時候並沒有直接作戰，他選擇主動踐行當時自己的諾言，將軍隊向後撤了九十裏也就是古代的三舍，直到城濮與楚軍展開決戰而獲勝，奠定了自己的霸主根基。
（二）爭霸戰爭不允許奪帥斬將，不無辜屠殺守禮之人
在後世戰爭中強調的“奪帥斬將”策略在春秋時期也被視爲是大不義，這個時候有著在戰爭中不殺國君和君子的傳統。齊晉之間曾發生過一場戰爭，在亂戰中，齊國略處下風，這個時候晉國將領韓厥駕車准備沖撞齊君座駕。齊君後撤途中，爲齊頃公駕車的禦守對他說這個追趕的人是晉國的君子，請求將他下車。
而這時齊頃公持反對態度，他說既然知道來的人是君子那就更不能傷害他了，這不符合禮節，于是象征性的射死了韓厥的車左和車右，而韓厥的君子美譽使他在危險中得以存活。
不過韓厥最終還是追上了齊頃公的戰車，這家夥也很守禮制，並沒有在追上齊君之後就傷害或脅迫他，而是以禮相待，拜稽首請求齊頃公撤軍。最後齊頃公只好答應撤軍，在齊軍撤退之時，晉國也沒有痛打落水狗。在這個時期，國家間的戰爭真的是非常奇妙，倒不如說更像是表演走秀來展示己方的仁義守禮。
這種病態地遵守禮制的行爲也給戰爭中的優勢方帶來很多麻煩。宋襄公在泓之戰中， “不以險隘”、“不鼓不成列”，身邊的將領請求在楚軍渡河之前進攻，或在楚軍渡河途中進攻以及在楚軍陣型不穩時進攻。
但是這些建議都被宋襄公一一拒絕，理由當然是“不義“。結果就是兵力優勢的宋軍反被楚軍擊敗，本人也在戰爭中受了傷。
這件事被後世恥笑了千年，可是以當時的眼光來看，宋襄公的做法並無不妥，不過是楚軍未遵守戰爭規則，導致宋襄公失敗。不過這件事也讓當時的軍事家和國君認識到打仗不能死守仁義。
由于固定的禮制的存在，當時的國君也不如後世的封建王朝的帝王一般具有絕對性的權威，在君王做出與禮相悖的選擇後，往往會被手下的臣民質疑，禮制對王權的限制因此格外明顯。
（三）個人品行注重“義”的培養，大義滅親的現象時常發生
在親情和大義之間的抉擇，有時候大義滅親反而能得到更高的榮譽。石厚幫助州籲在衛國作亂 , 殺了衛桓公。 大臣石醋爲了州籲之亂就設計把自己的兒子石厚給殺了。
石醋殺子平定衛國 , 棄小親以成大義。桓公十五年，鄭伯讓雍糾殺祭仲，但是在征求了母親的意見後，雍姬反而幫助父親殺了自己的丈夫。這兩件事上可以看出春秋時期貴族的行事准則，對禮制的崇拜使得親人之間的互相殘殺變得合理實際上卻是不合理的。
再者春秋時期的國君大都懂得以民爲本，這是很難得的，他們深知“百姓”的力量，也知道失民心者不得成功。比如夫差視民如仇最終亡國，而宋六卿在得到民衆的支持後敢于驅逐專權的大尹。
這些都是民衆給國家帶來的影響，而百姓爲何又這麽有影響力實際上是西周立國便是以民爲本，那麽打著維護西周禮制的諸侯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國民權力的合法性，允許一些身份低微的君子參與到政事中。
這與後世至高無上的君權恰恰相悖。位極人臣的國君和手握大權的執政官員，只要依禮行事，不僅會贏得好名聲，甚至可助其成就一番偉業。
四、 春秋時期的禮制對各諸侯國不僅起到約束作用，而且營造了良好的社會風氣，同時對後世“禮制”的制定及實施起到借鑒意義
比起禮法在社會中起的作用或是對諸侯國政治産生的影響，戰爭中遵禮在我們現代人看來更是無法理解。畢竟一場戰爭的成敗可能關乎國運，在戰爭中遵禮是否過于幼稚和兒戲呢？
我們如果拿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自然是不合適的，甚至在戰國時期春秋遵禮的戰爭就已經常被作爲反面教材了。但是事實上不同于戰國時期的步騎兵生死厮殺，春秋時期的戰爭往往是以車戰的形式實現的，這樣的作戰手段更加注重的是國力的比拼，畢竟一輛車很貴，車多的國家往往會取勝。
所以大家擺開陣型正面沖撞是一般的戰爭形式，一場野外的戰鬥持續時間也不會很長。而在戰國時期，騎兵步兵各類兵種加入戰場增加了戰鬥的不確定性，如果還是和以往一樣不注重戰術的作戰勢必難以取勝。
再者是天下格局的變化，隨著生産力的發展，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以讓敵國臣服爲目的了。自從三家分晉，田氏代齊，戰國正式開啓，國家間的戰爭目的變成了兼並土地並統一亂世。
而在春秋時期，霸道深入人心，以至于當時的霸主國盡管實力很強卻並沒有去兼並滅亡其他國家，既然並非生死決戰，那麽在戰場上放放水能夠增加自家的名聲，何樂而不爲呢？
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春秋時代的君子和國君們卻惺惺相惜，這樣的場面在之後的戰爭中再難找到，進入戰國後，射殺主帥，坑殺士卒都是取勝的重要手段。戰爭古禮構築了春秋戰爭樓台的基座，而這樣華而不實的樓台終將被滾滾而來的戰國亂世所湮滅。
參考曆史典獻：
《左傳》
《周禮》
《論語》
《尚書》
《禮記》
《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