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戎禺尾是早期木炭與火炭集散中心。（互聯網）
曾是造船廠與修船廠，以及木材、火炭集散中心的丹戎禺，也曾是“歹仔區”……
建國初期，新加坡政府爲了發展工業，征用土地。我家從加冷河畔的福順甘榜，搬到由建屋局在芽籠河畔新蓋的丹戎禺組屋。
丹戎禺（Tanjon Rhu）地名早在1604年已出現在新加坡地圖上。這裏曾經是一片淺灘，稱爲沙地坊（Sandy Point）。丹戎禺（Tanjong Rhu）源自馬來語，丹戎（Tanjong）是岬角的意思，Pokok Rhu則是木麻黃樹。
船廠與木材集散中心
萊佛士在19世紀初就計劃把丹戎禺發展爲造船與修船廠專屬地段，到了1880年，船塢、造船廠與修船廠林立，後來更成爲船運與漁船停泊中心；許多木材廠、火炭廠應運而生。這裏的街名都與人們從事的行業有關，如火炭村（Kampong Arang）、木頭村（Kampong Kayu）、舢板坊（Sampan Place）、舯舡坊（Tongkang Place）與大舟古坊（ Twakow Place ）等。
一些外國公司如Vosper Thornycroft等，也陸續設廠與建造貨倉。1964年由于水路運輸方便，本地公司康元面粉建廠，隔年本地品牌泛電（Pan-Electric）也設廠；這些公司爲丹戎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
居民包括1962年芽籠大火的災民，多爲藍領工人和小販等；有搬木材扛火炭的，有賣肉賣魚的，也有在夜市擺地攤的流動小販。男人出外討生活，女人也沒有閑著。有些大嬸早上在樓梯口賣炒米粉或糯米飯，下午賣木薯糕或Ondeh ondeh（番薯丸）等；更多婦女是忙完家務後“車水貨”（衣服），剪線頭或折紙皮盒等，家中老人和小孩都會幫忙。
有些樓下人家商住兩用，把客廳開成雜貨店或賣粥、面及粿汁的小鋪等，印象中沒有“地牛”（稽查員）來掃蕩。那時生活艱苦，男女老少都得靠雙手勤奮工作，賺取微薄收入過活。
不跟老人搶飯碗
年輕的舅舅和表舅剛從馬來亞來新加坡時失業，只好去丹戎禺尾扛火炭，每天都“黑頭黑臉”回來。有一次表舅的臉出現一條黑線，原來他用手抹汗時黑炭留在額頭，兩道眉毛連成一條。
一天兩人回來時臉色不對。原來在那裏打工的都是些年紀大的“老阿哥”（潮州大叔），他們譏諷年輕人識字有力氣，不該跟老人搶飯碗，哥兒倆此後不敢再去扛火炭。
舅舅後來到“紅沙厘”（實龍崗花園）打洋雜。表舅則因找不到工作常眉頭深鎖，母親鼓勵他不要灰心，告知不介意他一起吃粗茶淡飯。後來表舅成爲羅厘司機，在同一家運輸公司忠心服務至退休。每逢華人新年他必定和表舅母來拜年送禮，感謝母親當年鼓勵他並提供瓦遮頭。
富婆抛金鏈賞花旦
1960年代初在丹戎禺興建的政府組屋。（互聯網）
樓下那家人有五個小孩，卻不見蹤影，母親說他們去“綁戲”了。原來這家人太窮，讓小孩加入戲班包吃包住；平時受訓打雜，上台則跑龍套演小兵丫鬟等。他們偶爾回家，說在戲班常挨罵與籐鞭，日子很苦，羨慕我們有書讀。
真的感恩！我家也窮，但父親在堂叔的“坊廊”（鋸木廠）當管工，母親勤儉理家，車衣服幫補家用，家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兄弟姐妹都有書念。我還常有機會看“大戲”（傳統戲曲），只是從沒見過樓下的小朋友粉墨登場。
每年農曆九月初九是九皇爺誕辰，從初一至初九在勞動公園（Kallang Park）有酬神戲。我每晚都會拎著小凳子，跟鄰居大嬸走路去看戲。不論上演的是福建或潮州大戲，是“新賽鳳”“筱鳳”，還是“老賽桃”戲班，我都照看不誤。我常爲花旦小生臉上的彩妝與絢麗戲服著迷，會跑到後台看他們化妝與穿戲服。戲台周圍燈火通明、人頭攢動，有販賣各種食物與飲料的小販，非常熱鬧，簡直是那個年代的嘉年華會。
在火炭村路與炮台路交界處（今加東民衆俱樂部），從前爲四層樓的私人公寓。有時園地內會搭起戲棚，敲鑼打鼓上演廣東大戲，我們隔著籬笆觀賞也很開心。有一次花旦出來謝幕，一個富婆抛了條金鏈上台獎賞她，我們都看呆了。聽說花旦乃香港粵劇名伶，獎賞方式非獨創，是我們少見多怪。
兩所母校空間重疊
從加東民衆俱樂部朝火炭村路方向，經大牌12號組屋就是德明政府中學。
今天的德明校園曾經屹立著三所老學校：德儒小學（Tanjong Rhu Primary School），丹戎禺男校（Tanjong Rhu Boys’ School）與丹戎禺女校（Tanjong Rhu Girls’ School）。
我是德儒的學生，小六畢業後就讀于德明政府華文中學（德明路舊址）。第一次踏入德明在丹戎禺的新校園時，心情是複雜的，兩所母校竟然在空間上重疊，一時仿佛時空交錯，校園因增加了時光厚度與曆史層次感。
六年小學時光是快樂的，師長的疼愛與教誨令人感激難忘。
便衣警探追捕嫌犯
今日的丹戎禺不但有名校，也是個高級住宅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卻非如此。
記得有個晚上，突然聽到樓下有急促的跑步聲，原來有個“暗牌”（便衣警探）在樓下追捕嫌疑犯，他大聲警告那“歹仔”（私會黨徒）再跑就開槍，歹仔果然停住腳步束手就擒。姐姐說，我們家曾因大門開著，有歹仔跑進來要求躲藏，以後就常關門避免惹麻煩。
後來姐姐拍拖男友要她外出約會，說這裏是有名的“歹仔區”，常有流氓、地痞和私會黨徒出沒，外人不敢進來。也許基于江湖上不吃窩邊草的潛規矩，我們住在這裏卻不覺得受到地痞流氓幹擾；或許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吧？
我們在1970年代末搬離丹戎禺。爲了清理嚴重汙染的芽籠河，政府在1980年代將造修船廠等遷移他處；後來更打造成私人公寓林立的住宅區、水上運動與康樂活動中心。丹戎禺華麗轉身，風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記者：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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