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37年的新加坡輪船起落貨工友聯合會，于去年11月30日解散，所有會員已從12月起轉至全國交通工友聯合會。該工會在70年代全盛期，曾有千多名會員。
1970年代全盛時期，新加坡輪船起落貨工友聯合會有千多名會員，但是到了去年底，僅剩52人。隨著行業沒落，這個過去80年來見證新加坡發展的工會也正式走入曆史。
成立于1937年的新加坡輪船起落貨工友聯合會（Singapore Stevedores’ Union，簡稱SSU）去年11月30日解散，所有會員從12月起轉至全國交通工友聯合會。
根據全國職工總會提供的數據，2013年至2017年間，除了SSU之外，解散的還有新加坡政府速記員協會。此外，另有六個工會合並成三個。
輪船起落貨工人其實就是人們熟知的“苦力”。新加坡憑著卓越的地理位置成爲繁忙的港口，大批工人早年從中國南來討生活，他們許多在貨輪上和碼頭當搬運工人，靠體力賺錢糊口。
1999年上任、SSU最後一任會長林雅吉（70歲）日前接受《聯合早報》訪問，回溯這批工人的奮鬥和血淚史。
林雅吉的父親是來自中國的船員，二戰時期受了傷，在林雅吉出生三個月時就過世了。林雅吉小時候曾跟著姑媽到印度尼西亞生活了幾年。
1968年，新加坡獨立初期，當時年僅21歲的林雅吉通過朋友介紹成爲苦力。
他說：“我只念到小學三年級，那個年代很難找工作。當小販助手一個月工錢三四十元，五金店店員六七十元，當苦力雖然辛苦，但是勤勞點每個月可以賺140元到150元算是不錯了，而且工作時間比較自由。”
林雅吉說，那些六七千公噸的大貨船無法進港，所以得先把貨搬上舯舡（tongkang，體積小的木船），等舯舡駛進港後口再搬貨上岸。卸貨地點包括新加坡河邊、丹戎巴葛和現在的裕廊海港一帶。
曾目睹工友過勞死
“我們搬的貨有米、鐵制工具、香蕉和石灰等，經常一次要搬幾十到上百公斤的東西。”
他畢生難忘第一天上工的情景。他回憶說，當時一艘船從日本大阪來新加坡買橡膠，那一天他連續工作24個小時賺了20多元，可是之後全身酸痛，兩三天下不了床。那個年代生活清苦，不少人爲了多賺點錢拼命工作。林雅吉就曾目睹有工人過勞死。
“有一次我到廈門街一家咖啡店去，隔壁桌有工人收工後在喝咖啡。他趴在桌上休息，後來工頭來發薪水，他的同事怎麽也叫不醒他。聽說他之前連續工作了48個小時，操勞死的。”
年輕時林雅吉靠體力養活一家人，他當了10多年苦力，後來學會操作吊秤車，工作才輕松一點。他和妻子有兩個女兒，一家四口以前擠在克羅士街上段店屋樓上的一個小隔間裏，和10戶人家同屋共住，合用一個廚房和廁所。
雖然曾是許多人賴以爲生的工作，不過，“苦力”這個行業隨著時代變遷而沒落。
林雅吉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間，集裝箱越來越普遍，貨物都是裝箱運入港，可以直接用吊秤車裝卸，就不再需要他們這些搬散貨的工人。
他透露，1970年代工會有1200至1300名會員，到了1990年代末約三四百人，去年解散時，包括執委在內只剩下52人。他們都退休了，多數已經八九十歲，繼續留下只是爲了支持工會。
“因爲沒有人願意接手管理，加上行業沒落沒有新會員，所以我們決定解散工會。就算舍不得，也沒辦法。”
對于未來，他想找一份兼職工作打發時間，也會多抽時間到印尼找兒時玩伴。他說：“朋友老的老走的走，相聚的時間不多了。”
首任會長講義氣 命喪日本軍槍下
雖然是人們眼中的“粗人”，但是林雅吉認爲苦力非常講義氣，首任會長蔡延樹在二戰時期就爲了保護執委，命喪日本兵搶下。
林雅吉說，這麽多年來工會裏一直流傳著蔡延樹壯烈犧牲的故事。1941年底日本南進，英殖民政府呼籲大家共同抗敵，當時日軍不斷轟炸，政府于是要求工會協助把石油搬到安全的地方。
工會每天安排千名工人幫英政府，日軍占領新加坡後找上蔡延樹，要揪出工會所有的執委。
“蔡延樹覺得反正都是一死，所以就算是被日軍用水灌肚也不肯供出執委的身份。日軍見他不肯合作，最終就把他給槍斃了。”
根據新加坡輪船起落貨工友聯合會的會刊，蔡延樹是推動新加坡輪船起落貨工友聯合會成立的其中一人。
1930年代，本地有2000名搬運工人，他們工作時間長，工作粗重危險，一些資深工人于是計劃組織工會，希望能改善工人的生活。但因得不到政府支持，加上工人並不積極，所以組織起來困難重重。
後來一些工人決定推舉代表參與組織工會的工作，蔡延樹便是其中一名代表。商談多時後，工會終于在1937年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