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年來福建會館各代領導層爲興學辛苦覓地始終不懈的經曆，見微知著，正可映見本地各大小宗鄉社團一代代先輩們默默的無私貢獻。
新加坡早期教育發展，民間華社宗鄉團體是主要推動力，但始終須要不斷克服各種挑戰，如籌募經費，覓地建校，經營維持等困難，都必須自力更生，而目的卻全非爲牟利，只是爲了提供下一代的教育機會，如此無私奉獻的精神，令人感佩。
戰前崇福女校部分師生在天福宮大戲台前合照，因學生人數激增，故急須改建新校舍。本圖是該曆史性大戲台唯一現存的正面珍貴照片。（作者提供）
福建會館致力興學的記錄，是這首人文史詩的其中一個篇章，從百年來福建會館各代領導層爲興學辛苦覓地建校始終不懈的經曆，見微知著，正可映見本地各大小宗鄉社團一代代先輩們默默的無私貢獻。
1. 道南愛同崇福的初創
百年前，福建會館就開始致力興學，連續興辦管理道南、愛同、崇福三校，並津貼多所閩屬學校。
1906年創辦的道南學校，由天福宮董事吳壽珍等人與諸閩商在天福宮內的會館議決創辦，校費不敷由天福宮余款支補，校舍最初租大馬路陳金鍾的舊宅“暹宮”（現爲柏齡大廈）上課，1912年由該校董事向糖王黃仲涵募捐1萬美元，在亞美尼亞街新建三層新古典主義風格歐式建築（今爲土生文化館），爲當時最“現代化”的學校建築。
1917年愛同學校從文達街教堂搬遷到直落亞逸街店屋，學生日增，難以容納，須增租翠蘭亭（安祥山）數店屋爲課室，後來還承租附近的顔永成學校校舍。（作者提供）
1912年創辦的愛同學校，最初校舍附設于文達街的教堂，1917年遷往附近直落亞逸街的店屋樓房。
1916年創辦的崇福女校，校舍最初設于天福宮前大戲台後的史坦利街店屋，不久遷入崇文閣院內的福建會館二層樓房。
這三所早期校舍，僅道南學校是新式建築，空間充足，愛同和崇福二校，均非正式校舍，環境條件不佳，殖民地政府市政局也屢發通告，限期兩校搬遷。
如1929年開始領導福建會館的陳嘉庚所言，當時的“福建會館所轄三校，除道南學校而外，愛同、崇福兩校，因校地狹隘，容額有限，久有謀地改建之議，華文教育圈亦屢令設法改善。……且以近年愛同、崇福兩校新生，增加甚多……”（1940.01.19《南洋商報》）
校舍條件欠佳，當局催促改善，學童人數日增，面對一系列壓力，會館領導層不斷多方設法，連續多年，覓地建校。
2. 30年代覓地建校
據報章新聞所載，福建會館在30年代期間先後在市區一帶覓地建校的努力即有：
（1）安祥山建校
因早期愛同曾于安祥山翠蘭亭購置數屋爲課室，故會館“推舉李光前君向政府請求安祥山地皮，建築校舍一事，據李君報告，觀察情形，似難照准”。
（2）恒山亭建校
當時李光前也曾建議：“惟本會館所轄舊恒山亭山地，如請求政府，准建校舍，當較有可能雲雲。”會館遂委托李光前進行接洽，但未獲批准。（以上安祥山、恒山亭諸議均見1937.02.19《南洋商報》）
（3）絲絲街建校
陳嘉庚也報告“擬向政府購買絲絲街舊救火局曠地及左近之若幹店屋，以便改建，然而征詢多時，迄未答複。”（1940.01.19《南洋商報》）
（4）水廊頭建校
最具體的建議，是1937年擬在章芳琳舊居，興建新校舍的計劃。據當時報章報道：
“本坡東陵水鄉頭，東發律山上之章芳琳舊時住宅，樓高屋廣，占地10余英畝，該屋曾一度爲和豐盛記，辟作柅膠，並一度爲新嘉坡樹膠公會租作會所，並悉該屋業爲本坡福幫殷商購得，即將讓與新嘉坡福建會館開設學校，該屋辟作校舍，極爲合宜，不特收容學生可在1000余名以上，並有廣闊草地，可辟操場。據有關方面談稱，福建會館即將在該處另辟一校，合道南、愛同、崇福三校爲四校，將來並擬購置巨大汽車運載學生，車資將以最廉價□出之雲。”（1937.03.25《南洋商報》）
這則新聞所提地點，有幾點值得一提。
芳林公園命名人章芳琳（1841–1893）的舊宅所在，過去史料未見提及，這是首次明確提到原來是位于東發律（即Tong Watt Rd），即今居士林側，和金炎路平行，朝向新加坡河畔早年貨倉地段的半山坡路段，章氏占地10余英畝的大宅地皮，就位于鳳山寺側後方與居士林之間，和後來在金炎路的南僑女中正好隔街相對。
19世紀章芳琳的主要商業活動地段就在新加坡河上段，其大宅建于此處，自合情理。
這則報道所稱的“東陵水鄉頭”（今日東陵爲該山坡後下方處），應爲閩語俗稱該處爲“水廊頭”或“水龍頭”的誤記。
文中所提“該屋曾一度爲和豐盛記”，此爲當年潮安商人陳清銳（1877-?）的商號，可見1893年章氏故後大宅很快就已轉手。
而文中所提“並悉該屋業爲本坡福幫殷商購得，即將讓與新嘉坡福建會館開設學校”，據林源福學長研究，該福幫殷商即李光前，他也購買了對面金炎路的地皮，戰後捐贈福建會館建南僑女中。
這項建校計劃，可謂最爲具體，但後來卻不見下文，應未獲當局批准。
由于這一連串在市區一帶置地建校計劃，未能成事，遂使福建會館轉向市區外圍進行規模龐大的咖啡山建校大計。
3. 戰前：咖啡山建校計劃
近年因建公路影響而成新聞熱點的咖啡山（Bukit Brown），早年有大片土地屬于福建會館，範圍甚至延伸經惠德禮路至大巴窯，如1921年《叻報》就報道其中有120余英畝被政府收歸公有以造住屋，因占地甚廣，在上世紀30年代仍有許多空地。
1940年初，陳嘉庚在會館會議稱，當時的“閩僑學校學生數，約近1萬人，每年……尚有1000多名求學無門者，必當有新校舍收容，否則此千多名及學兒童，惟有在街頭流浪矣。”又說 “以現下大小坡兒童失學者之多而複加以年增千余名以及學齡之兒童，本會館若不負起責任，……則不特本會館委員難辭其咎，而諸殷富僑領，亦責無可逃，心有難安。”
這段話，清楚說明當年會館領袖們積極興辦學校動機的崇高精神。
因崇福愛同兩校須建新校，陳嘉庚稱當時市區難以找到可容納一兩千人的校地，遂提出在咖啡山（當時報章標題爲“羔丕山”）進行大規模建校的計劃，並稱此爲“一勞永逸之百年大計也。”
陳嘉庚向報章記者稱：“本人認爲完善之計當以在本館所轄之羔丕山建一廣大校所爲宜，查羔丕山占地50英畝，最近新路已通，取道淡申律或武吉知馬律，往還均稱便利，且屋地既有，所費惟建料工資而已，殊爲得宜。”查這條已通的新路，即謙福路。
隨後陳氏率會館領導層和諸校長前往現場勘察，認爲“該山分左右兩片，距離市區約4英裏，中爲新路，修築十分平坦，取道淡申律或武吉知馬律，均稱便利，山地廣泛，翠微環繞，景致幽綴，作爲兒童教育環境，實甚得宜，……鹹認建校于斯，實屬可行。”
會館領導層同意，咖啡山建校計劃擬先專容納愛同、崇福兩校學生，將來可視情況需要，逐漸増辟新校。而市區的三校遷移後，則擬“將原有學校改爲平民學校，……以裨助貧童求學。”
1941年初《南洋商報》刊登繪測師對愛同與崇福兩校在咖啡山校舍的規劃圖，圖下部爲崇福女校，上部爲愛同及公用的大禮堂與運動場，以中間道路隔開，校區規模宏大。（作者提供）
據陳嘉庚的規劃及繪測師的設計藍圖，咖啡山的新校區，以容納4000名學生爲目標，于新路左右，分建愛同與崇福男女兩校，男校入口處建設一足容2000人之大禮堂，及現代化大運動場，供兩校共用，其他要點還有：
⊙建築采平房方式，牆用白灰，地鋪士敏土，“取其經濟適用也。”全部建築費預算10萬元。
⊙校舍規劃，初期先建20座平房爲教室（先設男女校課室78間，還可增至156間）、5座辦公室、25座外地生宿舍、2座教職員宿舍、2座操場（室內與露天），4座餐廳，其他還有圖書館、化學室等4座，及校車房等。
⊙購置校車13輛（當時每部校車價格2300元），接送市區學生，貧困學生車資免費。
⊙全校教職員150名，每名平均月薪60元，每月預算9000元。
據當時報章報道，全部計劃在1940年間已經完成，“只待工部局審查批准，可望于明年（1941年）春季正式上課。”
隨後，會館還曾請1939年新成立的雲廬音樂社（湘靈音樂社的前身）在新加坡及外地義演，助籌募建校經費。
但當年年底，戰爭爆發，日軍南侵，新加坡淪陷，福建會館在咖啡山建校的宏偉計劃，始終未告實現。（以上各則報道載1940.01.19和21、25、31，及1940.04.24與1941.01.31《南洋商報》）。
4. 戰後：甘榜峇魯建校計劃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1946年年中陳嘉庚即聲稱，戰前本地華校有200余所，學生多至1萬人，“敵寇南侵後，華僑校舍，或被毀炸，或被軍兵占據，所有校具毀滅無余，英軍收複迄將經年，校舍未還者尚多，致各華校恢複未及半數”，“而兒童失學流浪街頭……決不能置之不聞不問也。”（1946.07.01《南洋商報》，下文陳氏引言皆同）
1946.07.01《南洋商報》刊載福建會館決定在甘榜峇魯購地籌建校舍的新聞標題，“甘光”是當年該地區居多的閩南诏安人對“甘榜”的方言口音。（作者提供）
並稱“查本坡政府教育規例，凡要新建校舍，除課室及其他設備外，每學生須備有操場空地36方公尺，若建平屋，則每生占地面積60方尺，若建三層樓屋亦需40余方尺。以本坡市內言，欲新建校舍，能容學生數千名，不但地址新購，而地皮昂貴，實無法可以問津，況失學兒童之多，此後又屆學年者更衆，每年至少增二三千名，各幫僑領若不放大眼光，負此職責，急爲籌備，其後數年，僑童失學之多，更不堪問矣。”
由于戰前咖啡山建校計劃未成，日本投降後，福建會館一恢複就立刻倡捐50萬元，尋求購買靠近市區的建校地皮，以“可容學生以萬數”的適合地點爲目標。
據陳氏稱，當時福建會館已籌得34萬元，經數月物色地點，“至近尋得一地，在甘光峇魯之武傑巴魯馬，適東嶽廟（東嶽廟）之背後，計廣33英畝，高山峻嶺，空氣清鮮，背山面海，極合建校之用。”並率會館領導層前往實地勘察。
他說，這片33英畝的地皮，雖距市區稍遠，但“每英畝可容學生1000名，計可容3萬余名，作數十年之經營”，地價即使稍貴亦可接受，且“最低之價25萬元，已不能再減”，隨後會議通過購地。
筆者60年代小學後期轉學到甘榜峇魯路旁的聖德肋撒華英小學，恰好正位于該地皮所在的東嶽廟前，頗熟悉當年情況，勉可略加補充。
該地皮所在的“武傑巴魯馬”，就是今天的武吉寶美（Bukit Purmei）。其地標東嶽廟爲半山坡上的百年古廟，由福建漳州開元寺南來僧人碧玉法師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興建，是本地少有專門祭祀主宰生死的泰山神東嶽大帝的廟宇，其比鄰則是聖德肋撒天主教堂（1929年建）。
筆者就讀的小學是該教堂的神父開辦，學校經常安排到教堂參加活動，但東嶽廟裏的黑白無常和齊天大聖則是對甘榜少年更熟悉和“親切”的神話人物，記得廟後山坡是大片野地，有一馬來小村，村舍散落，林木間可瞭望山前不遠處的海港的船桅，村後有小路可通拉丁馬士甘榜和其後的花柏山，正是陳嘉庚所說“背山面海”的鄉野情景。
前引1946年報章稱，這片“地皮系已故粵紳黃福之遺産”，此人即柔佛新山主要大街以他命名的富商黃亞福（1837年－1918年），他和柔佛天猛公王朝蘇丹阿布峇卡關系極密切，與蘇丹後花蒂瑪（黃亞嬌）是結拜兄妹，距此地咫尺之遙的花柏山下，就是蘇丹祖先天猛公家族的皇家墓地，或因如此，當年黃亞福才買下該片土地。
1951年，距購地6年後，福建會館因認爲“該地段地點在山上，不適合建小學，造路費用過大，且附近學齡兒童不多，決定另覓地點”，改計劃在芽籠另建新小學（即光華學校），另在天福宮前興建五層樓的新式大樓，兼容崇福與愛同兩校（即1955年落成的福建會館大樓），決定放棄甘榜峇魯建校計劃（以上據1951.04.08《南洋商報》）。
1964年，這片18年前以25萬元購買的甘榜峇魯地皮公開拍賣，獲得640多萬元。會長陳六使報告將從中撥出100萬元擴建南僑女中，60萬元捐贈南大禮堂建築基金（按後增至70萬元及增建三座宿舍），此外則作爲擴建光華學校校舍，及51萬元購買三巴旺地段建公冢等用途，余供未來發展。
這些都是少爲人知的曆史記錄。
5. 建國後的新發展
新加坡建國後，政府負起教育重任和國家全面發展，福建會館管理的道南、愛同、崇福、南中及附小、光華等屬校，于80年代至新世紀初，經過一番努力，除光華于原址重建，各校均先後在各新鎮購地建校，陸續遷入馬林百列、碧山、義順、盛港等地現址，以全新面貌，邁向時代。
風雨弦歌，傳薪不懈；前人無私奉獻的苦心努力，曆曆足迹，都是新加坡教育發展史上串起的片片動人心迹，應該敬重，值得珍惜。
（作者是新加坡作家／文史研究者，也是福建會館180周年專書《世紀跨越》主編）
作者：杜南發
一只愛生活、文藝範的小魚尾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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