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日報 Shannon
彭博社論 —— 新加坡最大家族的繼承人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爲他正試圖挽救陷入困境的房地産投資。
在過去的一個月裏，這位45歲的城市發展有限公司（City Developments Ltd.）首席執行官謝爾曼-奎克不得不面對另外兩名董事會成員的辭職。這使董事會自去年10月份以來，提出辭職的總人數達到3人。他的公司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用以決定出售其與中國開發商協信遠創集團（Sincere Property Group）的資産。該投資導致了家族內部的裂痕，他的父親，CDL的執行主席郭令銘，不得不出來爲這項投資辯護。
這對于已經掌舵三年、2019年率先完成協信遠創交易的奎克來說，是迄今爲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憑借64個項目的可觀的土地儲備，開發商將CDL在中國的業務從3個城市增加到近20個城市，被譽爲“改變遊戲規則”的增長。但新冠疫情與國內房企借款規則的收緊，反而迫使這家新加坡公司出現了虧損。
“謝爾曼將不得不與投資者接觸，並表明他會是領導公司的合適人選，”新加坡國立大學會計學副教授麥元德分析道，“與協信遠創的投資很可能是攸關成敗與否的交易，要麽鞏固他的地位，要麽迫使其更換領導層。”
麻煩始于新冠疫情，它使中國的大部分經濟活動在2020年時停止。協信遠創的大部分項目被擱置或推遲，CDL在4月重新談判了合資公司的條款，實際上給公司的估值帶來了很大的折扣。中國控制該行業杠杆率的“三條紅線”政策更是雪上加霜，這意味著前幾年的快速增長已經結束，也加劇了對協信遠創的流動性的約束，該公司目前正尋求加快資産的銷售。
截至到去年9月，CDL在投資上損失了近7600萬新元（5700萬美元）。雖然該公司還沒有正式公布這段時間的業績，但CDL表示，其房地産開發部門的收入下降了約15%。CDL股價已從2018年的高點下跌了43%。
現在，扭轉局面的責任落在了謝爾曼-奎克身上。
這位波士頓大學的畢業生在2010年加入CDL，擔任其中國子公司的CEO，負責帶領公司在中國的擴張。2018年，他被提升爲新加坡第二大上市開發商的負責人。
從那時起，許多舉措都發生在他的掌控之下。他策劃了千禧國敦酒店的私有化，這家酒店的運營商也促使他的叔叔在10月從CDL董事會辭職。他成立了一個基金管理部門，增加了CDL在新加坡房地産投資信托基金中的股份，並正在籌劃創建一個英國辦公物業的商業地産投資信托公司（REIT）。
但協信遠創集團仍然是謝爾曼成功的核心，也是迄今爲止CDL在中國最大的單筆投資。
雖然這家新加坡公司沒有透露解決合資企業問題的策略，但其一位媒體代表表示，公司會專注于維護和提升股東價值，並補充說，“團隊一直在努力解決與協信遠創相關的問題及其面臨的挑戰。”
CDL執行主席郭令銘在本月早些時候發給當地媒體編輯的一封信中稱，最近的離職是更新董事會的一個機會，並表示必須“在商業環境快速變化的背景下看待協信遠創的投資，新冠疫情使其更具挑戰性”。
協信遠創集團沒有回應置評請求。它其實隸屬于重慶先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在中國約20個城市管理著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310億美元)的企業集團。據當地媒體報道，在奎克出手之前，該地産曾吸引了許多其他的投資者，包括一些中國最大的開發商 —— 比如恒大集團、融創控股有限公司和金科地産集團有限公司。但最終他們都放棄了這個想法。
不過，協信遠創還是能夠與多家與該地區億萬富翁有聯系的公司建立合作關系。比如泰國最富有的謝國民家族，台灣的伊衍梁，以及中國礦業大亨王文銀。
在2019年5月，謝爾曼-奎克簽署第一筆交易時，他已經與協信遠創的董事長兼創始人吳旭認識了大約十年。根據彭博社的估計，吳旭在4月重新協商條款時，通過脫手部分所有權大約賺取了27億元人民幣，他的公司估值爲86億元人民幣。而另一家投資者，綠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去年也出售了2016年所收購的20%股權，當時給協信遠創的估值爲125億。
據彭博智庫的報告顯示，中國開發商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響和政府新增借貸限制的打擊。債務纏身的企業，銷售額可能在中期受到進一步的影響。新加坡第一合夥人有限責任公司（United First Partners）亞洲研究部主管賈斯汀-唐表示，現在CDL將不得不盡量剝離更多的關于協信遠創的物業，以改善其運營的流動性。
“協信遠創爲城市發展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其在中國迅速發展，並獲得一定的規模。當年看起來這並不是一個太糟糕的決定。”彭博情報分析師克裏斯缇-黃表示，他認爲中國的新杠杆規則所帶來的挑戰越來越大。“監管基調越來越不利于中國開發商的發展。因此，給協信遠創對CDL的利潤貢獻增加了許多的不確定性。”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