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文琪 藍雲舟 報道 [email protected]
我國曆來爲時最長和供證人數最多的公開聽證會前天（3月29日）落幕。應付網上僞造信息問題沒有萬能藥，幾乎是國會負責研究問題的10人特選委員會，以及輪流供證的65個組織與個人一致認同的結論。
橫跨三周的八場公開聽證會圍繞上述問題層層剝繭，揭示其複雜與難解程度，同時強調各方的共同責任。
聽證過程中曾幾次出現激烈交鋒，如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上周就面簿資料外泄事件與面簿亞太區公共政策副總裁西蒙·米爾納（Simon Milner）交手。
時評網站與公民社運代表四人也就何謂僞造信息、由誰判斷以及如何應對僞造信息等問題與特委會成員過招近五小時。
究竟大家的關注點在哪裏？《聯合早報》整理出五大重點。
一、立法管制
網上僞造信息具體應如何定義，是這一系列聽證會中頻頻浮現的關鍵問題。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本·尼莫（Ben Nimmo）與特委會成員尚穆根辯論時質疑，在這個虛實難分的時代，政府若想追究散布假消息者的責任，有關法令可能得像字典那麽厚。
新加坡報業俱樂部代表則強調，政府應當心灰色地帶，公平處理無心犯錯的情況，並給予媒體和創意行業的創作空間。
針對現有法律的效用，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院長吳亦涵副教授認爲，網絡假信息的內容範圍及散播速度等可能超越個別法令的執法範圍。這個觀點後來被特委會成員多次引述。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教授張黎衍建議，政府對假信息應采取“非常狹窄”的定義，並根據觸犯條例者的意圖和影響嚴重性等元素，判斷刑罰輕重。
有者如本地時事觀察家契連·喬治（Cherian George）則提醒，立法不恰當可能適得其反。
他說，對待不實信息時應區分煽動性和侮辱性言論，因爲極端分子可能把有關法律用作反制性宣傳武器。
一個組織會稱另一個組織犯下不可寬赦的罪行，並多番報警。國家或法院正確地指出後者沒有嚴重犯罪，此時前者會指責政府，說政府不站在自己那邊。對待煽動性言論當然要采取行動，但對待侮辱性言論時，不應犯下監管人們情感的錯誤，假設人們會出自善意使用這條法律，事實是人們不這麽做。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契連·喬治
二、國安威脅
信息戰存在已久，但隨著科技的進步，侵略者如今通過網絡散播傳言和假信息蠱惑人心，讓人防不勝防。
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軍事專家麥克·拉斯卡（Michael Raska）日前受訪時說，通過不易察覺的信息戰可漸漸分化特定族群，尤其這類危機不一定源自國內，“進而威脅到新加坡的聲譽、可信度和國際地位”，不費一兵一卒就能獲勝。
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研究員葛麗紮·哈西亞庫珀格魯（Gulizar Haciyakupoglu）在閉門供證時則透露，過去幾個月有迹象顯示這樣的威脅已近在眼前，有國家正在對新加坡發動信息戰。
她說，這個國家是通過新聞報道和社交媒體不斷闡述自己的觀點，企圖影響社會特定群體的思想。
同樣指出假信息激化社會矛盾的包括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卓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薩稀賈古瑪（Shashi Jayakumar）。
他說，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社會是顛覆活動的“沙盒”（意指“試行空間”），誤導性信息可能分化社會。
我不想隨意指控和抹黑他人，或制造恐慌，但在我看來，如果你以爲這還沒在新加坡發生，那是個錯誤。這些是高端、持續的威脅，須要在多年之前就開始播種。
——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卓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薩稀賈古瑪
三、言論自由
關注言論自由的供證人主要擔心政府最終出台的解決方案，可能産生寒蟬效應，使公衆因害怕違法而有所顧慮，導致理應討論和重新檢視的課題被埋沒。
問及是否同意公共輿論仍需一定程度的法律監管，如同我國政府早期就種族宗教課題設下“言論界限”，以取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回應時說，我國在建國初期確實需對種族宗教課題采取嚴厲態度，但隨著國家發展，應逐步減少對這類言論界限的依賴。
自由新聞工作者韓俐穎則說，人們可能將撤下貼文的執法行爲視爲壓制言論自由而有所反彈。
不過，供證人大多認同讓假信息肆意在網上傳播，反而不利于自由價值的實現。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教授張黎衍推翻“觀點集市”理論時說，現在的傳播媒介與過去截然不同，這套論述需要人人理性思考、平等接觸所有觀點才能正常操作，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她指出，許多現象顯示絕對的言論自由弊大于利，人們有必要進一步分辨哪些言論值得維護，哪些不值得維護，這包括散播仇恨和削弱民主制度的假信息。
我們必須了解“觀點集市”理論背後的假設是公民都是理智的，想參與審議式民主，擁有一定的修養和誠信。雖然這些應當是我們追求的，但我不確定它是否存在。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教授張黎衍
四、科技公司角色
多名供證人認爲，科技公司在這場對抗假信息的戰役中，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尤其在探測和撤下網絡假信息方面。
一些專家指出，由于經營社交媒體賬戶無需龐大資金，因此吸引一些國家通過這個管道展開信息戰。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電腦學系教授漢尼·法裏德（Hany Farid）供證時直言，科技公司多年來處理網絡平台上的不恰當內容時總是拖沓。
面簿、谷歌、推特和亞洲互聯網政策組織的代表在聽證會上一致反對我國政府立法約束科技公司。
出席代表都強調，公司非常重視假信息問題，願意傾全力做好與之長期對抗的准備。不過，這必須由所有利益相關者一起努力達成，將其視爲共同責任，希望同政府加強溝通合作。
這些科技巨頭基本上通過調整算法、開發新技術和利用機器學習等方式，以更好地掌握用戶的需求，減少低質量內容的湧現。
不過，尚穆根以面簿約三年前就發現大量用戶信息被濫用，卻沒有及時開誠布公對外交代的例子，質疑公司內部監管的效用。
讓我們審視2015年至2018年間面簿采取的行動，直到面簿首次爲劍橋分析公司事件承擔責任的整個過程。面簿爲何沒有早一點出面交代？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認真看待你們的聲明，完全相信你們會落實內部條規？
——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
五、事實核查機制
爲協助公衆更好地辨別網絡內容的真僞，不少供證人提議成立負責事實核查的獨立組織。
提出上述建議的供證人包括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和新傳媒亞洲新聞台的代表。
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卓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洪正君則進一步建議，由非政府專家組成獨立團隊對政府進行監督與制衡，並從戰略視角應付網上僞造信息的問題。
他日前受訪時指出，在信息戰中，假信息不過是其中一個工具，政府爲了國家安全，得采取戰略方式應對，而不是被動的回應。
有供證人就希望未來公衆能多從主流媒體獲取信息，因爲加強優秀的媒體作業有助于打擊假信息。
通訊顧問公司負責人方國威形容傳統媒體是“事實的支柱”，必須讓人們恢複對它的信任，知道主流媒體在刊登任何新聞前須經過層層把關和事實查證。
他也認爲不應把查證事實外包出去，個人也必須負起這方面的責任。
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主任林珊珊教授指出，媒體大環境日趨複雜，使這方面的素養更難培養，應該投入更多資源，才能跟上變化。
讓各方參與核實工作是個理想情況。科技和媒體公司應該自行查證信息，但同時也應讓公衆參與，這有助他們從中學習。
——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主任林珊珊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