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金會是我國承辦過的高級別會議中，安保工作最複雜的會議之一。警察部隊爲確保萬無一失，傾盡囊中所有法寶，短時間內將所有部署工作安排到位。
“我們把所有的系統、機制都攤到了桌面上。我們多年來策劃過多場活動的安保工作……這次峰會算得上是需要我們攤開所有方案、耗盡所有可能性和安保能力、湊齊各路人馬，並快速和密集策劃的一次。”警察部隊行動局局長侯光輝高級助理警察總監（39歲）在介紹由警隊牽頭、與內政團隊和其他政府部門共同展開的安保部署時指出這點。
侯光輝說，我國辦過各式各樣的高級別活動，既有青年奧運會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也有近期的亞細安峰會。相比下，爲特金會部署的人力雖不是最多的一次，但安保工作卻最複雜。
對安保機關構成最大挑戰的是策劃時間從平時的數個月，縮短至三個星期左右。當時，安保單位只知道特金會可能在本地舉行，日期可能是6月中，但峰會的地點、美朝領導人在哪間酒店入住、是否有其他國家領導人赴會等細節都沒有明確消息。
此外，峰會最終敲定在聖淘沙的嘉佩樂酒店舉行，意味安保部隊也必需考慮到海岸線的保安。
“我們根據掌握的初步資料列出一些假設情況，這些資料當時也不一定是確鑿的，就這樣開始策劃了……有些計劃到最後沒有落實，但我們當時必須先擬出來。這是活動的性質使然，也是不確定因素所致，但我們不能心存僥幸，能用的時間也不多。”
我國安保團隊與美朝雙方的安保先遣人員會面後，了解彼此的需求，並討論分工。
美國和我國定期舉辦交流、對話和會議，因此新加坡安保團隊與美方的合作“有基本的模板和理解作爲基礎”，雙方碰頭後只需做適當的調整。
朝鮮在安保合作方面對我國相對陌生。侯光輝說，朝方有保護自己領導人的特定做法，但由于是在本地，所以在行動上也必需與我國的安保需求對接。
新美朝安保人馬也舉行“三方會談”
新朝人員經過反複的雙邊會議、實地勘察各個地點和安保部署哨點，並根據彼此的需求相互調整。
在峰會場地上，三方人馬也就安保工作舉行三方會談。侯光輝說，由于這也是美朝安保團隊首次合作，這些會議讓各方闡明各自的需求和運作方式。我國也向美朝雙方講解我國的安保措施，讓他們可專注于保護領導人的工作。
侯光輝指出，我國滿足了美朝雙方的安保需求。“沒有任何一方需要爲另一方改變運作方式。我們了解了彼此的角色，及如何爲場地和領導人提供安保後，調整各自的計劃，相輔相成……美朝人員了解我方的運作方式，執行計劃時就像一個團隊。”
韓語翻譯員搭起溝通橋梁
戰備警員金主形沒想過，自己第一次擔任翻譯工作，會是在特金會這樣的“高壓”環境。
語言差異容易形成溝通困難，也可能影響策劃工作順利進行。爲了明白朝鮮安保人員的需求，警隊籌備特金會過程中調派了具備一定韓語能力的人員擔任翻譯，金主形（25歲）是被調派的人員之一。
金主形受訪時說，需要溝通的問題可能大至朝鮮最高領袖金正恩下榻酒店的安保安排，也可能小至問路。作爲翻譯，他的主要工作，是確保新加坡和朝方安保團隊之間有“通暢無阻的溝通渠道”。
爲了確保譯員的語言能力，警方先是篩選出一批有韓語基礎的工作人員，然後聘請第三方公司從中再做能力鑒定。金主形透露，翻譯員必須在對話中用韓語進行簡單對話，及說出一些專業用語，如“你在新加坡法律下被逮捕”，才算過關。
目前在新加坡管理學院—倫敦大學念銀行與金融科系的金主形是本地永久居民，他約四歲時就隨雙親從韓國來到新加坡，在這裏成長。
金主形在家中與雙親用韓語溝通，因此與朝方人員對話時除了對方口音稍有不同、語速略快，並沒有碰到太大困難。不過碰到一些譯不出的技術用語時，金主形也不得不發揮臨場應變的能力。
“車隊裏有30輛車，我不知道如何准確說出先行車、安保車、迷你巴士等名稱。但我試著把這些詞彙簡化，于是像迷你巴士這樣的詞彙我就說是‘有20個座位的巴士’。”
金主形也說，在特金會幕後擔任翻譯的工作給他的最大體會，是破除他對朝方冷漠、不靈活的既定印象，讓他看到朝鮮人具人情味的一面。
“他們很友善，也很快作出回應……回國前，他們一一向我們握手致謝，還歡迎我去平壤吃冷面。看到他們向招待他們領袖的人致謝，感謝我們的付出，這樣的人情味讓我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