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好照顧身體，幾乎每個人都可能患上糖尿病，對抗糖尿病成爲眼下最受關注的公共衛生課題之一。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張毅穎教授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表示，看待糖尿病問題，不能單從醫藥的角度出發。他認爲，糖尿病並不單單是個健康問題，更涉及社會、環境甚至貿易；相較于以前的公共衛生問題，現在的問題要複雜得多。
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幾乎人人都會在日常生活中進出高樓大廈，而每棟大樓都必有樓梯。隱藏在辦公樓“逃生門”後面的一個個水泥樓梯間，卻跟越來越受到關注的糖尿病大有關聯。
今年1月出任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第二任院長的基因統計學家張毅穎教授（40歲）說：“看看我們周圍的大樓，樓梯在哪裏？通常是隱藏在大樓某處，它的主要功能是發生火患時讓人逃生，不是用來做運動。”
除了“看不見”的樓梯和看得見的飲食外，他認爲糖尿病跟整個環境息息相關，因此造成問題的複雜性。
“隨著城市化和公共交通網絡的發達，以及私召車的普及，人們越來越少走動；加上到處都有價格大衆化的食物，以致于很多人不在家中烹煮。當你不煮飯的時候，你就不知道吃下肚的到底有些什麽，包括糖分、鹽分、食用什麽油、裏頭有什麽樣的脂肪。”
張毅穎因此認爲，糖尿病不完全是個醫藥問題，“而是跟行爲、經濟、城市規劃、食物和營養行銷等等擺脫不了關系，我們如果要應對這樣的問題，是否只是該由衛生部負責，抑或其他部門也應該有份？”
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們談到糖尿病時，就會聯想到肥胖；想到肥胖，我們就想到加糖飲料；如果要對加糖飲料加以控制，就跟貿工部有關。到時候，這又涉及我們出台的貿易條例是否違反競爭。”
由此可見，今天的公共衛生課題已不再像以前那麽單一，而是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我們早期開始使用抽水廁所、改善水質，解決了許多衛生問題；後來通過疫苗推廣人口健康，教導人們口腔衛生，並且鼓勵人們喝牛奶加強營養。這些在今天看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小細節，卻爲新加坡的公共衛生水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也夾帶著諷刺——因爲公共衛生做好了，沒人會注意，做不好才反而因爲出現傳染病或流行病而引起國人關注。”
他說，今天人們不會輕易想到肺結核、小兒麻痹症和瘧疾，比較擔心的公共衛生課題是環繞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還有精神病、抗藥性病菌、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這些已經不再是疫苗就能解決的。
糖尿病不只是富貴病
張毅穎八年前剛從求學工作10余年的英國回到國大任教時，記者曾經采訪他。當時，他獲得一筆國立研究基金會研究經費，30出頭就當副教授令人印象深刻。
這些年來，張毅穎頭頂上的獎學金和學術成績光環又多了好些，但謙遜的態度跟以前沒不同。他低著頭，聆聽記者把對醫療政策的牢騷發完後才說出他的想法，不時露出爽朗的笑容，他不喜歡別人叫他“張教授”，同事都稱他“YY”。
在他眼裏，再複雜的政策課題都像他所熟悉的一團團脫氧核糖核酸（DNA）基因鏈那樣，可以鋪展開來一一剖析。
張毅穎認爲，除了環境，人口的社會經濟條件也跟糖尿病有直接關系，“在很多國家，最窮的吃不起最有營養的食物，他們的錢只夠他們買高能量、低營養價值的食物，如加糖飲料和油炸食品；這些食物能讓他們有飽足感，卻沒什麽營養，他們的肥胖率也較高。”
因此，張毅穎認爲糖尿病不只是富貴病，而是社會窮富兩個極端階層都會面對的疾病。從供應的角度來說，較不健康的高能量食物之所以便宜，不只是需求量大，也跟比較容易生産有關。
“只需加入糖分、鹽分和脂肪，食物味道就會好。在食品制造業，盈利和消費者的口味都是重要因素，所以他們的新産品都要經過口味測試。不過，食品業越來越重視負起社會責任，注意他們在食物裏加入什麽，業者也注重食品的營銷。但這個過程會很漫長，而且政府能做的畢竟有限。”
張毅穎舉例支持論述時說：“多少年來，我們都知道每天須吃兩份水果蔬菜，但到今天，有多少人這麽做？”
他認爲，人的口味需要慢慢轉變，得去習慣較健康但未必合胃口的食物如糙米飯。到時候，隨著糙米的價格變得比白米還要便宜，就可能促使更多人轉而購買糙米。
他以著名的新西蘭“達尼丁（Dunedin）追蹤研究”爲例說，從小引導孩童培養習慣，長大後這些習慣或觀念就會形成。正因如此，推廣健康生活的信息必須圍繞在家庭，因爲一般家長會爲了孩子改變生活習慣。
基因體檢普及化取決于價格
隨著運算能力的提高，要爲人類基因排序的成本已大幅降低，“基因體檢”將來可能會變得像量血壓和血脂那樣普及。
統計學家出身的張毅穎專攻基因統計學，身爲公共衛生學院院長，他雖然對各種健康和醫療課題，包括醫療融資都有涉獵，但沒有什麽比談到基因這個生物最小的組成部分更令他“眉飛色舞”。
要爲人類2萬多個基因組排序需要龐大的運算能力，隨著電腦的運算能力的進步，這方面的成本已經大大降低。
張毅穎說，在八年前，爲一個人的基因排序需要2萬元，但現在只要800元。不僅如此，科學家也可從伏在腸胃或皮膚表面的細菌找出可能致病的基因，將“基因體檢”帶到了新高度。
“有了這些數據，未來我們或許能像我們今天測量血壓那樣，來評估一個人的健康情況。”不過，目前還無法確切說明我國何時才能將“基因體檢”的科技普及化，因爲這要取決于價格。
“每個人需要800元來做基因檢測還是比較昂貴的。以400萬新加坡居民人口來說，就是32億元，還是相當一大筆錢。未來，如果價格降到跟量血壓或化驗血脂一樣低，我們就能在臨床上使用基因檢測。”
目前已經比較普及化的技術，是爲病菌的基因排序，決定是否應讓病患服用普通抗生素或耐藥抗生素。
政策影響方方面面 決策者考慮須審慎
除了鑽研科學技術，公共衛生學院也負責爲政策把脈，利用統計學“測量”各類政策是否有效，比如糖尿病患者是否診斷得太遲，各類宣傳活動又是否奏效。
自八年前從英國回國後，張毅穎深深感受到新加坡公共衛生制度的特殊性，他體會最深的就是理論上應該推行的政策，放到新加坡的情況中就沒那麽簡單，必須做全盤考慮。
他舉棕榈油爲例說，大家都知道棕榈油含有飽和脂肪，不適合用于烹饪，因此棕榈油的使用在英國被減少到最低，但新加坡不能直接這麽做，因爲鄰國馬來西亞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國。
“推動少用棕榈油可能直接沖擊依賴種植和生産棕榈油的好大一部分鄰國群體……我們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我們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動搖了他們的經濟。如果他們的窮困問題加劇，就無法得到恰當的醫療，整體健康反而會更糟。”
張毅穎強調自己並不是鼓吹食用棕榈油，而是要提醒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我國所處的情景（context）。
“雖然新加坡本身的人口的消費量不高，但如果考慮到很多食品飲料制造商把開發中心設在新加坡，就會突然意識到平衡木開始傾斜。我們雖然小，但影響力不小，所以要考慮這點。”
帶孩子吃快餐就要盡情享受
張毅穎的妻子是營養學家、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張鳳芳博士，兩人育有一對8歲和10歲的孩子。
成天跟健康課題打交道，兩人肯定是很注重孩子的飲食，快餐一定是敬而遠之吧？
張毅穎搖搖頭說：“我們也吃快餐，也吃薯條，不會把薯條換成煮熟的玉米。當你帶孩子去吃的時候，就要讓他們盡情享受；他們會把這當成是一種獎勵。如果不准他們吃這個，不准吃那個，他們才會反抗。”
張毅穎透露，一家人沒什麽保健秘訣，無非是吃完飯後一定要吃水果補充維生素和纖維，促進消化。運動方面，跑步遊泳騎腳踏車樣樣來，他形容“運動量肯定超標”。
背著背包爬10樓上班
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位于國大校園內的翁俊民基金大廈（Tahir Foundation Building）八樓到10樓，學院鼓勵員工在這三層樓之間走動時爬樓梯不搭電梯。員工每周五下午可早下班做運動。張毅穎透露，他上班時背著背包爬上10樓，比較“自虐”。
2010年回國大擔任副教授
張毅穎畢業自德明政府中學及維多利亞初級學院，1997年獲公共服務獎學金到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念數學，獲得一等榮譽學位後到牛津大學完成應用統計碩士和博士學位。
他在修讀碩士課程期間對基因統計學産生興趣，因此沒回來當教師，反而繼續在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位。這期間他同時獲頒李光耀獎學金和國大海外研究生獎學金，回國前在牛津大學已經開始當講師。
他在2010年回到國大擔任副教授，把他擅長的統計學和基因學相結合，以了解一些病症跟基因的關系，更好地“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