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大爆發的時代,在這個時期産生了衆多哲學學派,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在這個時代産生的偉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思想家,與西方的蘇格拉底、亞裏斯多德等哲學家們相比毫不遜色。而春秋戰國時代也是人類“文化軸心時代”最爲耀眼的時期。
在這個時代産生了群星閃耀的諸子百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農家等學派。以孔子爲創始人的儒家,以老子爲創始人的道家,以韓非子爲集大成的法家,和以墨子爲創始人的墨家,是當時社會思潮中的主要思想。儒家並未一枝獨秀,它只是衆多爭奇鬥豔的學派之一。儒家甚至有走向沒落的趨勢。
在孔子去世之後,儒家産生了分裂,按照韓非子的說法,儒一分爲八,儒家思想開始走向式微。所以儒家的第二號人物、後來的“亞聖”孟子很著急,他以孔子的正宗繼承人自居,希望能重振儒家的雄風,恢複往日的榮光。當時占據社會主流思潮的是道家的楊朱學派與墨子的墨家學派,因爲楊朱的“爲我”和墨家的“兼愛”,在那個生命朝不保夕的時代很有市場,而儒家提倡的仁者愛人、仁政理想和所謂的禮義,在那個人民生靈塗炭、各諸侯國風雨飄搖的時代,被認爲是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個人和國家的命都沒了,還追求什麽仁政?所以儒家的命運和孔子周遊列國的遭遇一樣,基本上快要涼了。
但儒家如同春風拂來之後的小草,具有極強的適應和生命力。在經曆了秦朝“焚書坑儒”的致命打擊之後,在經曆了西漢初年黃老之術一統天下的落寞之後,漢武帝在董仲舒的鼓吹之下,推行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家終于枯木逢春形成了獨尊的態勢,至此,儒家完成了鳳凰涅槃,成爲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
那麽,爲何儒家思想能在漢武帝時代成爲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呢?
好玩的國學認爲,這要從以下幾個維度去考察。
第一,儒家學說的自身優勢;
第二,道家、法家、墨家思想的缺陷;
第三,西漢初年的社會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
那麽,儒家思想有什麽優勢呢?
第一,儒家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學,是研究探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理論。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儒家提倡仁者愛人這樣一種溫情脈脈的和諧的人際關系。在對父母長輩上,儒家強調孝;在對同事朋友上,儒家強調信;在對上級和國君上,儒家強調忠。這種價值觀完全符合以血緣關系爲基礎的封建宗法制度的要求,所以,儒家的價值觀內在地滿足了上層統治者管理社會的需要。
第二,儒家圍繞血緣關系和宗法制度,設計了一整套社會制度。比如,孔子強調“正名”,要求人們各安其位,不要越位;而孟子強調的“義”,要求人們按照社會的道德和規範來約束自己的行爲,這叫做“君子有所爲有所不爲”。而先秦儒家的最後一個大師和集大成者荀子,更是提出了以禮爲核心的禮法兼治的理論。這些理論,完全契合了統治者統治社會的內在要求。
第三,儒家強調的是“成人之道”,儒家強調的“成人之道”就是“內聖外王”的學說。所謂“內聖”就是提倡人要修煉道德提升道德境界,而“外王”就是提倡人要爲社會爲集體做貢獻,這種價值觀更是符合了社會發展的需要。
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思想,在內在的邏輯上存在缺陷。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在政治治理上的核心理論是“無爲而治”,這適合一個朝代開國之初的統治政策,有利于老百姓的休養生息,但弊病是會帶來統治者權力的分散。在西漢開國之初,實行的是分封制,中央的集權不夠強大,曾經發生地方諸侯反叛的事件。所以,在漢初實施黃老之術之後,已經掌握了極大權力的漢武帝,想進一步集權,必然采取積極有爲的政策,這樣儒家的上位,就成了漢武帝的迫切的要求。
墨家的“兼愛”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特征,注定在曆史上是昙花一現,墨家學派在封建集權的西漢時代,注定將凋落。
而法家,赤裸裸地嚴刑酷法,只知道用赤裸裸的暴力對付人民,連撒個謊都懶得去撒了,所以奉行法家治國理念的秦朝很快滅亡。就被,漢朝上下的官員幾乎形成了普遍的公示,認爲法家太殘酷失去了民心。西漢著名哲學家賈誼、陸賈、董仲舒等都持這類觀點,這一點,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看得也非常清楚。所以,法家思想也在被摒棄之列。
所以,沒有董仲舒,西漢政權仍然會將儒家思想作爲社會的主流思想,這是儒家的特點和當時社會需求以及君主的選擇,所共同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