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大學主席暨悅榕控股（Banyan Tree Holdings）執行主席何光平近來因新著“Asking WHY”（《爲什麽》）問世頻頻曝光，他亮相英文報章、網絡視頻、廣播等平台，課題從創業經驗、記憶父母到部長薪金，侃侃而談盡顯他記者出身，與媒體打交道的自如。
當《聯合早報》記者踏進他位于武吉知馬路上段的悅榕控股辦公室時，他劈頭大呼吃不消，“太危險了！別開玩笑！”
事緣“Asking WHY”的出版引發“何光平有意踏足政壇”的臆測，有關他對于部長薪金的言論也在坊間造成不小紛擾。
雖然如此，何光平還是滿臉笑意：“不談部長薪金，不談政治！我們談含饴弄孫之樂……”
訪談才開展，他卻又說：“隨你問吧，請從善意出發。”直爽大氣個性，淋漓盡致。
66歲的何光平人生過得精彩。他生于香港，在曼谷長大，在台灣、美國、新加坡念書，是散布28個國家桃花源般的“悅榕莊”酒店度假屋的莊主。
幾句話休想概括他讓人側目的經曆：在吉薩金字塔古墓過夜，因參加美國政治活動而被斯坦福大學開除、蹲過牢房還長期被禁入境。他還因發表于《遠東經濟評論》的文章遭我國政府逮捕、拘留兩個月。他與妻子張齊娥在香港南丫島過了三年神仙眷屬的日子，據說因此催生當悅榕莊主的靈感。
人生旅途上他不時受挫。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發展鑽油台，血本無歸；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爲挽救家族企業“泰華集團”（Thai Wah），經曆“九死一生”。就連悅榕莊在泰國普吉島的第一塊莊園，也是在無人問津的廢地上，死馬當活馬醫的奇迹。他還回拒康奈爾大學的入學邀請；回拒人民行動黨的從政邀約；拒絕斯坦福大學恢複學位……
談到幾十年來的任性，何光平笑道：“很多是很差勁的決定。其實一個人的強處也是他的弱點，我也一樣。”
何光平總結自己的強處即弱點時毫不猶豫，他說，自己是憑本能行事、沖動而樂觀的人。
“普吉島的第一個悅榕莊就是本能和沖動的決定。不過，本能和沖動是創業者和他人不一樣的主因。商業決定沒有明確對錯，只是方向不同，左思右想後還是得做決定面對後果。”
何光平說，根據日本年齡計算法，他剛踏入中年晚期。“現在我終于長大了（笑），我希望自己不要這麽依賴本能，沖動行事了。”
他說，太太張齊娥經常講，他是她見過最樂觀的人。“什麽事情在我看來都可行，但樂觀有它的問題，過度樂觀讓人無視風險。”
非教徒的何光平近年的思考傾向佛學。“年歲漸長的好處是，更理解自己的強處弱點，更清楚它的影響。佛學教導我們和事物保持距離，我現在不時這樣；在做決定之前讓自己‘置身事外，看樂觀的何光平在事件中’的樣子。
“我永遠無法改變我本能、沖動、樂觀的個性，但我至少可從一個距離看自己處事，更有智慧地做事。”
樂觀的何光平說，人生的精彩在于絕無冷場，當局者只能摸著石子過河，一步一個決定。
20年後會出現大問號?
何光平于60年代末在台灣東海大學浸濡華文課程一年時間，之後一直都很關注台灣的發展。
他說：“台灣曆經很多變革。雖然他們都是華人，卻有外省本省之爭，社會分裂、不公平狀態嚴重。我們沒經曆這些，但政治上，台灣和新加坡有相似之處。蔣介石與蔣經國，李光耀與李顯龍，都具專政特質，也致力地方發展。
“國民黨有功有過，以壓制手段管理台灣，今天台灣卻非常進步，社會民主，創意十足，當然也有它的問題。我覺得我們也在往這個方向，我們不會也不可能繼續處在現有的社會發展階段。”
何光平過去的演講曾大膽說，人民行動黨將至少能持續至李顯龍過世。他在采訪中說：“台灣國民黨也一樣。父子政治傳承的遺産價值強大，建國之父的功績強大，他們走後，輪到誰？
“人們尊重李顯龍，不僅因爲他是李光耀的兒子，也因爲他一輩子都獻給公共服務。就算不喜歡他、批評他，但他說的話，人民會相信，他日卸任總理後擔任資政，還是會給我國帶來穩定。
“我和他同齡，今年66歲。20年後，我們86歲，我希望我們都健康，但是我們能夠控制局面的能力，必定大不如前。所以20年後，是一個大問號。”
何光平說，20年後，今天大學裏的大學生將抵達人生發揮的高點，“40幾歲，那是他們的新加坡；他們最好現在就開始問問題，問爲什麽，好好看看自己到時要繼承一個什麽樣的國家。”
希望20年後我國公民社會強大
讓身爲立國一代的何光平爲後輩勾畫20年後的未來，他說他希望我國擁有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
“我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替代政黨。或許人民行動黨將繼續執政相當長的時間，但爲了新加坡的未來，我希望強有力替代政黨的出現。這樣子萬一執政黨出現問題，我們不會一團糟。沒有一個政黨可永久執政，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可敬、讓你不敢松懈的對手，你或許能夠長久執政。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不是優美無瑕的交響樂，它是嘈雜的聲音，像巴刹，是許多不協調想法的市集，那正是公民社會的力量泉源。一首完美的音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演奏的部分；有作曲家和指揮家，不是公民社會，那是被指示的社會。
“台灣不像新加坡是一首悅耳的交響樂，但是台灣的‘混亂’裏有很多韌性、很多可能性。我國要經曆一段社會不那麽和諧的階段，但是我希望在那之下，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誰。”
凡事無所謂 新一代沒有明確目標
關心時政並不時提出尖銳看法的何光平曾被問及：明明是“莊主”，爲什麽那麽喜歡涉足江湖。除提及自己早期當記者的身份，何光平也說，莊園就是江湖的一部分，作爲企業領袖不但不可回避，更要引領輿論。《爲什麽》一書收集何光平50年來的文字與演講記錄，涉及課題包括企業管理、領袖特質、社會國家發展等。
何光平認爲，領袖從“修身”開始；一個正直的人，把對人生事業的熱情化爲具體行動，就會成爲具說服力的領袖。
2014年，他在吳慶瑞指揮與參謀學院的一次演講中，鼓勵我國新一代領袖爲國人勾畫一個大膽且讓人信服的遠景，像建國一代以及立國一代的領袖及人民一樣，共同邁向未來。
早期國人關心時政、投身時政，盡管他們對如何建國所見有別，卻都各懷理想，是一批“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訪談中，何光平感覺建國後，新一代國人逐漸失去明確目標。
“建國和立國一代住在可憐的小窩棚裏，夢想一間好一點的房子。沒錢時，前景和目標很簡單，就是爲了逃離貧困，爲了受教育。
“新加坡今天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你們這一代就像是在大房子裏夢遊的人。進入一個個房間參觀，欣賞這個大房子，卻更像夢遊，因爲你們已經不知道你們要什麽。房子已經很漂亮很大，現在怎麽辦？這種情況下，沒有簡單的答案，沒有簡單的目標。
“最近和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學生對話；有人問我最擔憂什麽。我說就是（擔憂）他們夢遊一生，沒清醒過，對一切不聞不問，沒感受，出生讀書工作結婚死亡。這將是不幸的狀況。”
國家資料分享機制不足
何光平說，事實是，我國有很多需要被正視的問題沒被討論。他以人口白皮書以及新加坡的終極人口爲例說：“劉太格說的1000萬人口可行嗎？公民社會、學者、建築師、公衆應該就此展開多面探討，那樣的社會環境到底會長什麽樣子？
“貧富懸殊和財富分配也需要被討論。我國儲備金充盈，但因小國的脆弱性，我們向來認爲必須維持非常高的國家儲備。我在原則上同意，但高到什麽程度？有沒有重新輸導部分儲備的可能，以達成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當記者提出缺乏討論是因爲國人已經習慣萬事有政府做決定。他說，國人坐等政府決定的其中一大原因是，資料分享機制的不足。
“要進行有意義的討論，我們需要更多資料，包括人口、移民數據等，但很多資料不可得，很難得到。大學學者也面對這個問題。
“政府照顧一切，我們確實變得更言聽計從。這樣的狀態可持續或許不錯，但當年輕人凡事越來越無所謂，繼續理所當然是不健康的。”
他認同，大多數人撒手不管的一個社會，不可能在幾個精英思考動腦筋下順利長期運作。
公民社會須試探界線
何光平認爲，很多時候，拒絕改變的其實是國人自己。這包括迷信考試制度的家長對教育改革的擔憂，精英制度的得益者對改善社會不公問題的猶豫等等。
不過，樂觀的何光平相信，我國社會對各種課題的討論將越來越開放。“一杯水，你可說是半滿，也可說是半空。我是樂觀主義者不是嗎？所以這個杯子對我來說，是半滿。”
何光平將今天的新加坡和他1977年被逮捕的時候相比較說，我國社會和創意空間與歐美港台有差距，但肯定比過去大。“我們那個年代，很多人都不敢，現在還是有很多人不敢，但也有人會說，就去做，尤其是一些藝術文化團體。”
他認同，擴大社會開放度會帶來相應的社會失諧感，國人凝聚力甚至可能下降，得到的同時也會失去。“但我仍期待看到一個更開放的公民社會。我們必須走向更多參與，不管是政治、社會、藝術、文化都好。”
何光平透露，在和年輕人的對話中，他發現年輕人對現狀諸多抱怨。“我就會說：別埋怨了，去做吧，做了再說。空間不要等政府來賜予。政府不會跑來對你說，去做你要做的。
“公民社會必須自己試探界線，推動界線。另外，你要的空間也必須以新加坡的社會民情來考慮。不是說歐美港台這麽做，我們就得一樣。我們的社會政治空間，不是根據別人的標准來設定的。”
美好婚姻=聽老婆
談完國事談家事。何光平一聽說要談維持美好婚姻秘訣，哈哈大笑說：“這個簡單，聽老婆的准沒錯。”
記者笑問：所以你對新加坡男人的忠告是，社會上你可要求更多空間、推動時政言論界線，但在家要聽老婆？
何光平引述張齊娥的話回答說，婚姻是永久的協商。“婚姻裏，有時候不能感情用事。愛不能解決一切。你不能說我愛你，所以這樣做，我不愛你所以那樣做。明白婚姻是永久的承諾，就會互相遷就、時時交流。“我太太說得很對。每天都得協商，都有協商。協商是一種相處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從精神上把兩個人當成一體、一個單位。爲對方放棄一些自我和獨立性；不要只是想我，而是我們。”
亞洲女性婚姻觀已改變
談到更多年輕一輩質疑婚姻爲什麽必須是一輩子的事時，他斬釘截鐵地說，更多亞洲女性有這樣的想法。
“過去很多女性經曆不愉快的婚姻，認爲自己必須呆在不愉快的婚姻裏。那時的婚姻制度和社會觀念對女性比較不利，但她們現在會問爲什麽我要呆在無愛的婚姻裏，我現在經濟獨立了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除卻婚姻破裂對年幼孩子的不良影響，何光平說，隨著現代人越來越長壽，一輩子的婚姻越來越少見。“人60歲就辭世的時代，跟人活到95歲的時代是兩回事；人會進入生命不同的階段。過去的婚姻長久，很多時候是因女性願意忍受。李光耀曾說過他做過最糟糕的事就是讓女性受教育。”
女性思維過去20年大躍進 男性原地踏步
何光平發現過去20年，女性思維大大進步了，男性卻沒有。“多數亞洲男人還要下娶，還有大男子主義心理。”他說，西方男人經曆了西方女人的直面對抗，所以改變。女權主義讓女性的自我要求、生命要求和她們對伴侶的要求産生巨大變化，但是男性有相應的、接受這一切的思維變化嗎？
“女人有很多相關的講座、書本、生活模範，來告訴你們一個新女性應有的樣子。所以你作爲年輕女性，你已經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男人呢？我們沒有！”
他認爲，亞洲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不結婚，不然就嫁給西方人有其原因。“留學外國的女性基本上都很強勢，新加坡男性拿她們沒辦法，但西方男人知道該怎麽辦。新加坡男人應教育新一代新加坡男人，如何面對新一代的新加坡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