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廊頭大伯公福德神廟的這塊百年木匾1997年遷廟時寄放在莫罕默蘇丹路一間三層樓舊店屋內，店屋後來被賣掉，木匾則輾轉落到本地文史研究員吳慶輝手上，後來在國大中文系研究員幫忙下，才促成歸還木匾一事。
一塊立于1905年的百年木匾在流失21年後，與立匾的廟宇“重聚”，結束在外“顛沛流離”的歲月。
重新找回珍貴文物的是目前設在裕廊西4道鬥天宮內的水廊頭大伯公福德神廟，把木匾送回廟宇的則是本地文史研究員吳慶輝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高級研究員許源泰博士。
“水廊頭”是莫罕默蘇丹路的俗稱，這座規模不大的大伯公廟，過去就坐落在南安會館現址旁邊，具體位置是莫罕默蘇丹路與東發路交界處的角頭。
水廊頭大伯公廟“失而複得”的木匾上記載著陳冬發、劉崇正和振潮興號在光緒26年（1900年）送地並建廟。但廟宇現任理事會去年剛剛慶祝創廟139周年，按這一算法，廟宇理應創立于1878年。看來這座大伯公廟的“身世”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木匾記載重修廟宇時捐贈者姓名和善款
尋獲的木匾是大伯公廟1905年重修時立的，上面記錄了59名捐贈者（個人與商號）的名字。陳冬發、劉崇正和振潮興號除了“送地”，也在重修時各捐20元。木匾還記錄了章芳林三名兒子章壬铨、章壬和與章壬榮，當時各捐20元。不過出最多錢重修廟宇的是胡瑞茂、李佐元、余懷良和陳冬生，各捐70元5角。
在水廊頭大伯公福德神廟服務超過半個世紀的理事會主席鄭亞味（80歲）說，廟宇在1997年因政府征用東發路地段被迫搬遷，他們一時找不到新地點安置神明，便把大伯公寄在粵海清廟。剩余物品，包括匾牌等，則暫寄莫罕默蘇丹路一間三層樓舊店屋內。店屋後來被賣掉，寄放在那裏的文物也就不知所終。
雖然木匾上說陳冬發等人“送地”建廟，但是鄭亞味說，他們在1997年被迫搬遷時卻是一分錢賠償費也沒拿到，有關當局查了各種檔案文件後認定水廊頭大伯公廟屬于“違建”性質。
距離當年立木匾已有113年，鄭亞味不認得列在木匾上的任何名字。他只知道大伯公廟早期的信衆來自附近一些甘榜，包括莫罕默蘇丹路、金炎路、東發路、寶角路、裏峇峇利路和登路。
與鬥天宮組成聯合廟
大伯公寄放在粵海清廟時，理事們每年一到大伯公旦，還是會回到水廊頭辦宴席和演酬神戲。1998年慶祝大伯公誕時，鬥天宮的理事找上了他們，探討能否一起組成聯合廟。兩組人事前完全不相識，是經人介紹後才坐下來談合作事宜。
鄭亞味說，他們坦白告訴對方，水廊頭大伯公廟沒有錢，也沒能力籌募買地建廟的經費，沒想到對方願意在單獨承擔所有費用的情況下讓大伯公晉駐鬥天宮。
水廊頭大伯公廟的理事後來還是籌了10多萬元盡一分綿力，但是鬥天宮的理事卻把錢捐回給他們作爲活動經費。
2000年2月25日，水廊頭大伯公福德神廟搬進耗資大約整千萬元興建的新廟，自此在裕廊西安頓了下來。
回頭說那塊百年老牌匾，它在店屋被賣時不知所終。牛車水原貌館于2000年至2002年間征集文物時，有人把木匾送到原貌館，但因沒被選用，而由當時擔任新加坡曆史博物館研究員的吳慶輝暫時保管。
大家最初都不清楚木匾源自何廟，木匾上只寫“大伯公重修”。吳慶輝翻查了陳荊和、陳育崧合編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1973年）後，才知道它原來屬于水廊頭大伯公福德神廟，卻又不清楚廟宇是否還在或搬到何處。
國大中文系學者丁荷生教授和高級研究員許源泰博士聯手編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時，有一天找上了吳慶輝並看到他代爲保管的這塊木匾。許源泰的一名中文系碩士生楊治中剛巧在研究鬥天宮的曆史，知道水廊頭大伯公福德神廟就設在鬥天宮內，于是幫忙聯絡廟宇理事，最終促成歸還木匾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