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減速的時候，說中國必然成為發達工業化國家和全球創新領頭羊，是要有足夠底氣的。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經濟系CCB講席任教(2008-2015)，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客座教授文一從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入手，歸納歷史上成功實現工業化國家的基本發展規律，剖析了中國崛起為何必將實現的原因。他不落窠臼，既不基於西方中心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偏見對中國盲目悲觀，也不基於中國曾是持續幾千年的全球最強大文明這一事實來推斷中國必將重返巔峰。
他說，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奇蹟已經基本結束：經濟增長率已經從兩位數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國的股市低迷，人民幣也倍受攻擊。在這樣的背景下，預測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似乎是過於樂觀了。
但是，這些悲觀論者或許知道如下歷史事實：美國在整個19世紀崛起的過程中發生過15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和一次長達四年的內戰，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國並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強國之後，美國經濟還在1907年和1930年兩次處於崩潰的邊緣。但是美國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在整個20世紀主宰和引領了全世界在各個領域的發展。
僅用35年的時間，就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大國變成一個令人敬畏的世界頭號工業國和製造業中心，有著14億人口的中國是如何在鴉片戰爭一個半世紀後突然實現這一歷史性轉變的呢?要知道，很多具有更「優越」的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條件的小國都一直無法做到這一點。探究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其中有兩種頗具代表性，也最有影響力。
一種屬於盲目悲觀派，認為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超高速增長不過是政府靠海量投資製造出來的「振興假象」，是靠犧牲環境和人民長遠利益炮製出來的經濟泡沫。
這一泡沫的不可持續性在於，中國缺乏一系列使得西方當年能夠崛起並維持其經濟繁榮和技術創新能力的文化和政治元素，比如民主、人權、言論自由、法制、私有銀行和獨特知識體系，以及完美的市場機制、資本自由流動能力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等;因而中國必須靠不斷山寨和剽竊西方技術和商業秘密，以及更多的低效國企投資來維持基本增長和就業。
一旦廉價勞動力用光(即所謂劉易斯拐點到來)和政府債台高築，除非能夠實現政治體制向民主制度轉型，完成徹底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全面的國企和土地私有化，中國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崩潰將不可避免。
另一種觀點屬於盲目樂觀派，認為中國的崛起不過是向曾經擁有的上千年輝煌歷史地位的自然回歸。中國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這一歷史地位至少從公元前200年保持到公元後1800年，也就是英國工業革命初期。
中國曾創造了無數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奇蹟，包括促成文藝復興後西方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四大發明以及在陶瓷、紡織和煉鐵等方面的領先技術。因此，中國一旦覺醒，回歸它以前燦爛文明的巔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拿破崙曾形容中國是一頭睡獅，「讓他睡吧，因為當他醒來時，全世界都將為之顫抖」);而這個時間點已經到來。
但是這兩種觀點都缺乏嚴格的政治經濟學基礎，經不起推敲。它們或是基於西方中心論的偏見，或是基於對歷史的膚淺線性外推。一個不具備創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國家如何可能保持35年的超高速增長，迅速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大國變成「世界工廠」和全球製造業中心?這一點，資源豐厚的非洲沒有做到，奉行 「華盛頓共識」和「市場萬能」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甚至工業基礎雄厚並採納了民主制度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也沒有做到。
另一方面，如果燦爛的古代文明能夠預測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未來，那為什麼埃及、印度、希臘和鄂圖曼帝國沒有重振昔日雄風，在今日工業強國林立的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中心閃亮登場?
本文為中國崛起給出了一個不同的解釋。這個解釋根基於西方當年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迅速崛起的歷史，根基於英國工業革命的內在政治經濟學邏輯，根基於對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多次工業化失敗原因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藉助於這一解釋，我們不但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奇蹟發生的根本原因並更好地預測中國未來國力的走勢，還可以藉以分析其他國家工業化成敗的深層次根源，包括第一次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而不是在其它歐洲國家或當年的中國和印度)發生的「秘密」本身。
近來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奇蹟已經結束：經濟增長率已經從兩位數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國的股市低迷，人民幣也倍受攻擊。在這樣的背景下，預測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似乎是過於樂觀了。
但是，這些悲觀論者或許知道如下歷史事實：美國在整個19世紀崛起的過程中發生過15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和一次長達四年的內戰，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國並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強國之後，美國經濟還在1907年和1930年兩次處於崩潰的邊緣。但是美國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在整個20世紀主宰和引領了全世界在各個領域的發展。而這絕不是因為美國具有與世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而是因為它在整個19世紀一百年間全力推行了建國之父漢密爾頓為其制定的正確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
關於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事實
35年前，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三分之一;今天，以工業產值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中國當前用低於世界6%的水資源和9%的耕地，生產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業品，其中包括粗鋼(美國水平的8倍，世界供給量的50%)、水泥(世界總產量的60%)、煤炭(世界總產量的 50%)、汽車(超過世界總供給量的四分之一)、工業專利申請(美國的1.5倍)。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車、機器人、隧道、橋樑、高速公路、化纖、機械設備、計算機和手機的生產國。
世紀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時，中國的製造業與美國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國的原始鄉村製造業開始繁榮，繼而引爆了一場輕工業革命，使中國的重工業能夠在90年代中後期開始起飛，並從此開始超越一個又一個當代製造業強國;並最終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
中國的秘訣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短短35年，中國是怎麼做到這種歷史性超越的?原因很簡單：中國終於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那麼，工業革命的秘決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中國在自鴉片戰爭以後的140間年反覆嘗試卻一直沒能發現這個秘訣呢?
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社會經濟事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與人類使用火以及發明農業生產相媲美。
在工業革命前，人類處於自然經濟中，生產僅能滿足自己所需，受到所謂「馬爾薩斯陷阱」的困擾——因為農業社會生產資料和糧食的增長速度總是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因此人均生活水平永遠無法提高。這個生存狀態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但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從1760年開始，英國人的生活水平開始快速提高，人均收入進入長期上升通道。這首先體現在紡織業的規模化生產方式上。由於紡織品的量化生產，過去人類歷史上需要一家人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手工勞作才能獲得的布匹和衣服，現在由紡織機幾個小時就能完成。因為機械化生產方式使得英國的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軍事力量經歷了如此快速的增長，世界各國開始努力效仿英國的工業革命以便能夠跟上英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不過，這種複製英國工業革命的努力在其後二百多年間僅有幾個地區獲得了成功：北歐、西歐、美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即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觀察者網注)。這些工業化地區的人口加在一起僅相當於世界人口10%左右。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洲的四條小龍經雖然歷了快速的工業化，但其中某些經濟體(例如台灣)目前的人均收入也僅僅達到美國的一半。
大工業時代
工業革命被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不斷地模仿和嘗試過，為什麼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幾個地區取得了成功呢?
目前最流行的關於經濟發展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即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政治制度是關鍵。因為政治制度決定了經濟制度，而經濟制度又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速度。
一方面，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制度)可以約束精英階層的貪污腐敗和勒索行為，為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私人產權和法制提供製度保障，從而對民間的財富積累、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提供最基本的激勵。
另一方面，榨取性政治制度(例如封建專制制度)不僅意味著人民缺乏選擇的自由，也意味著私人產權不受保護，法制不健全。這些都澆滅了人們努力工作、積累財富以及發明創造的慾望，其結局一定是全社會的貧困。因此，經濟發展的前提和消滅貧困的手段只能是通過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變革來實現民主制度。
上述制度經濟學理論是否真有道理呢?
實際上，此類理論很難在歷史事實面前自圓其說。
首先，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貝克爾特(Sven Beckert，2014)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參見作者《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第150頁)
其次，目前世界上有大量民主國家處於經濟增長停滯和政府停擺的厄運里：阿富汗、埃及、伊朗、利比亞、巴基斯坦、泰國、突尼西亞、烏克蘭等等，此類國家不勝枚舉。再次，有很多施行榨取性制度的國家，其經濟卻頗為強大，例如二戰前的德國和俄國。
所謂的「民主國家」經濟困頓
事實上，制度經濟學理論也解釋不了俄羅斯在施行民主改革和「私有化、市場化」的「休克療法」後為何卻一蹶不振，解釋不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快速的工業化，更解釋不了韓國和新加坡在民主制度缺位時卻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
「亞洲四小龍」創造了奇蹟
另外，在政治制度、私人產權和法制狀況都相同的同一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區，卻同時存在極端貧困和極端富裕兩種社會經濟狀況，同時存在暴力犯罪和依法守法兩種社會環境。這種同一政治和經濟制度下兩種截然對立的社會現象的共存可以在很多美國城市找到。義大利也是個頗為典型的例子，其南部非常落後，而北部卻很富裕。為什麼?
原因在於，無論是冠冕堂皇的制度經濟學理論，還是數學嚴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都根本無力解釋二百多年前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因此，這些流行理論對發生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黃土地上的偉大工業革命也就自然缺乏起碼洞見和理解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誤判和低估中國工業化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