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況報道
華僑中學將在本月21日舉辦的百年校慶萬人宴上推出紀念文集《百年華中情》，書中收錄許多校友執筆的華中曆史回顧文章。
《聯合早報》結合文集資料以及同編委會的訪問，透過呈現華中校史裏程碑和大事件，勾勒華中所參與的曆史事件以及本地教育發展的重要轉折。
《百年華中情》由華中董事部和華中校友會聯合出版，新加坡報業控股屬下獨資子公司‘焦點出版’負責編務制作。
華僑中學建校100年一路走來，曾在動蕩時局中起伏，也多次走在教育變革的前沿，勇當先行者。一部華中校史，從側面反映了新加坡的社會變遷和教育政策演變。
由華社領袖陳嘉庚倡辦的華中，是東南亞第一所華文中學，爲南洋教育史掀開新篇章。
華中于1919年3月21日開課時，教師有13位，學生有93名。它的第一所校舍設于尼文路（Niven Road），1923年搬遷到武吉知馬路現址。
《百年華中情》執行編輯楊紹強爲文集撰寫《波瀾起伏在山崗——華中100年紀要》一文，追溯華中100年來的發展曆程和變遷。他寫道：“華中的創立標志著南洋教育的進化，由小學階段進入中學階段，意味著華人各幫打破地方主義，願意放下畛域之見，在辦教育這件事情上團結一起，爲南洋各地華人子弟創辦中學校。”
楊紹強熱衷研究本地學校曆史，是華中和華中初級學院校友，曾出任華中國際學校校長。他受訪時說，在華中成立前，本地華社籌辦了不少華文小學，華人子弟完成小學教育後，得回返中國才能修讀高等教育。當時推動及協辦道南、愛同以及崇福等小學的陳嘉庚，憑著遠見和開拓精神，發動華社籌辦華中，過後也持續出資支持華中的發展。
參與學運社運 上世紀華中生青春不留白
上世紀30年代，創立不久的華中響應東南亞各地掀起的抗日運動，學生積極爲抗日籌赈出力。
1938年10月10日，東南亞各地的籌赈會在華中召開會議，成立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洋籌赈會）。
楊紹強說，那時的海外華人視中國爲祖國，本地華校生也不例外。南洋籌赈會成立後，華中生在校長薛永黍帶領下，投入賣紙花和紀念章的抗日籌赈活動中。 “華中學生參與籌赈活動，體現他們身爲學生，除了讀書，也關心時局。”
二戰後，東南亞各地反殖民主義情緒高漲。隨著新加坡進入動蕩的50年代，華中學生也卷入洶湧澎湃的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1954年的“五一三”事件、1955年的福利巴士工潮等重大事件中，華中和中正總校是當年華校中學生發起校園集中（即占領校園）和罷課行動的主要場地。
“五一三事件”中，華校生抗議殖民地政府頒布《國民服役法令》，華中生與其他華校中學生集體到總督府請願要求緩役，被警察鎮壓和驅散，也有學生遭逮捕。千余名來自各中學的學生在華中進行校園集中，先後持續22天，最後在董事部斡旋之下，殖民政府答應讓學生緩役。
《我的黑白青春》作者林清如在爲《百年華中情》撰寫的《難忘山崗的青春季》中寫道：“五一三事件深具曆史意義。那時正是世界許多被殖民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時候，同學們成功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服兵役，是對殖民統治的合法性的公開質疑，是接踵而來要求結束殖民地統治的反殖民和獨立運動的先聲。”
林清如一家七兄弟都是華中校友，二哥是左翼領袖林清祥。
楊紹強指出，華中學生雖然受左傾色彩理念的影響，大多數秉著爭取自主獨立的精神，希望擺脫殖民主義的統治，對推動國家觀念的形成，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此外，學潮也促使當時的立法議會正視華校生受不平等待遇的問題，促使林有福政府推出公平對待各源流學校的教育政策。
然而，林有福政府後來展開肅清左翼分子行動，被一般民衆認爲是攻擊華校、華族語言文化的舉措。當自治邦政府在1961年開始推行中學改制，即從“三三”（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爲“四二”（中學四年、高中兩年）制，也受到華校生的反彈。
盡管改制是爲統一各源流學校的學制，但許多愛護華文教育學生擔心華文教育受到壓制，引發華中及其他學生展開罷考。但此次罷考並沒有得到家長和社會人士廣泛支持。華中在1962年開辦兩年制高中，也稱大學先修班。
站在教育變革最前端
教育部在1970年決定開辦10所初級學院，取代各中學的大學先修課程，華中初級學院于是在1974年創立。華初是繼國家初級學院之後第二所初院，也是首個政府輔助初院。
政府自建國以來推行雙語政策，以英語爲各種族的共同語言。隨著越來越多家長把孩子送到英文源流學校，華中同那時許多華校一樣，面對收生銳減，學業表現走下坡，陷入創校以來最低潮。
政府于1979年在九所曆史悠久的華校推行特別輔助計劃（Special Assistance Plan，簡稱SAP），開辦華文與英文同爲第一語文的源流，華中是其中一所，這也爲華中帶來了轉捩點。
1979年至1999年出任華中校長的杜輝生受訪時強調，開辦特選中學不僅是爲培養雙語兼通學生，更重要意義在于維護華校優良傳統。他指出，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就曾在回憶錄中肯定華校傳統價值觀教育，培養出良好素質，對國家和社會具有獻身精神的學生。
楊紹強也指出，上世紀70年代，舊南洋大學已面臨關閉的厄運，很多家長不讓孩子報讀華校，也是擔心孩子日後沒有升學途徑，華中那時如果沒有成爲特選學校，很可能會同其他華校一樣，轉型爲以華文爲第二語文的政府學校，或被曆史洪流淹沒。
轉型成爲特選學校後，華中邁入新發展階段，除了加強對英文第一語文的教學，也在杜輝生的帶領下整頓校務。1988年，教育部推行自主學校計劃，讓校方在管理學校及規劃課程等方面，有更大自主權，以發展各自的特色。華中、聖約瑟書院和英華中學接受挑戰，是當時的“開路先鋒”。
華中和華初在2005年合並，配合教育部政策，成爲推展六年制直通車課程的五所學府之一。這也是華中自主後另一項重要裏程碑。課程讓中學直通初院，不必參加O水准會考，旨在提供更多元教育選擇，拓展學生的視野。同年，考慮到中國崛起的世界格局，教育部支持華中成爲第一所推行雙文化課程的學府，目的是培養雙語兼通、學貫中西的人才，進一步鞏固我國作爲中西方文化和商業樞紐的地位。此外，由華中董事會設立的華中國際學校，也在2005年正式開課。
各種變革凸顯華中自強不息精神
楊紹強在總結撰寫華中百年紀要的感觸時說，華中經曆各種社會和教育制度的轉變，尤其在60年代後，經常處于教育變革最前端。“這不全然是幸運，也是對華中實力的肯定，體現了華中自強不息精神。無論是順境或逆境，我們文集在回顧華中校史時，都沒有回避，希望將這些資料留給後代華中子弟去探索。”
紀念文集會同全套校徽紀念禮盒，裝在由華中校友，也是本地繪本作家阿果（李高豐）設計的環保袋內，每套售價60元，在校慶宴會場出售。編委會在年底校慶活動結束後，會將紀念文集增訂本數碼版上載校友會網站。
見證華中轉型 “推土機”校長杜輝生：做該做的事
在華中掌校21年的杜輝生，先後見證華中轉型爲特選中學和自主學校，他趁這兩個契機，推動多項領風氣之先的措施和項目，讓華中有突飛猛進的表現。
杜輝生是華中第17任校長，也是首位回華中服務的校友。他在1979年就任校長前，曾擔任裕廊中學校長10年，後來在時任華中董事長陳共存等人的邀請下回來掌管母校。
杜輝生說，他回母校服務不是因華中將成爲特選學校，而是“一心要爲母校做點事，把學校搞好”。
上世紀60年代末至1978年，華中收生減少，成績走下坡，這期間陸續換了五名校長，學校士氣低迷。
華中成爲特選中學後，杜輝生須維持華中在華文的優勢，也得向社會大衆證明華中有能力教出英文爲第一語文的學生。但他當時不把焦點放在拼成績。“成爲特選學校，並不表示我們很特別。這是教育部給我們這幾所華校一個可以發揮的舞台，讓我們去做教育該做的事。我們有教育部提供師資和資源，搞好成績不難。
“我更注重搞好校風，通過校際競賽等活動凝聚愛校精神，以及如何將學生培養成棟梁之才，讓他們在社會站穩腳步。”
招攬海外優秀生 讓華中生清楚人外有人
華中接受挑戰成爲第一批自主學校後，杜輝生繼續大力推行各項措施，包括1989年取消年中考試，成爲本地第一所爲學生減少考試壓力的學府，以及在90年代初到中國招攬當地頂尖學生，成爲本地首所頒發獎學金給中國學生的學校。杜輝生說，招攬海外優秀生的用意是讓華中生領略人外有人的道理，同時讓兩地學生建立同窗之誼，達到互惠。
“我素有bulldozer（推土機）的外號，也就是時機到了，認爲該做的事，我就放膽去做。”
《百年華中情》校史回顧摘錄
■北大校長蔡元培訪問華中
華中創立初年曾邀請到一些國際知名人士前來參觀和訪問，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中國教育家蔡元培是其一。
蔡元培是在1920年12月5日走訪華中，所發表的《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被譽爲一個能反映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演說，在本地和中國教育史上皆有深遠的意義。
目前擔任華中高中部“中國通識”課程教育咨詢的梁勇，在《百年華中情》撰寫的《驚鴻掠影——蔡元培訪問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中寫道，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當年是受北洋政府委派，前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途徑新加坡，促成訪問華中之行。
蔡元培在演說中闡述他對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人格教育，以及女性教育的見解。
梁勇寫道，蔡元培在演說中以較大篇幅探討人格教育的課題，強調在體育、智育、德育和美育方面，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此外，蔡元培也在演說中倡議新加坡開辦女子中學，間接推動了1930年南洋女學校改名爲“南洋女子中學校”，成爲一所女子華文中學。
■“陳胡校門之爭”
陳嘉庚和胡文虎當年爲“華中校門事件”交惡，爲此鬧上法庭。
“萬金油大王”胡文虎是在1928年擔任華中董事會主席，前後僅兩年。
華中高中部雙文化課程中國通識講師沈儀婷博士在《從胡文虎與“華中校門事件”談起》文中寫道，當時的華中占地廣，卻沒有校門，胡文虎出資興建兩座校門，建好後還在校門右柱上署名“胡文虎胡文豹捐資建築”。胡文虎是客幫的領袖，他在華中校門署名，引起華中“閩幫”董事的不滿，他們擔心會引起誤解，讓人們以爲整所學校是由胡氏兄弟捐建。
陳嘉庚作爲閩幫的領袖，在報刊上指責胡文虎，還召開特別大會討論此事。隔日，校門上的署名被去除。胡文虎于是和陳嘉庚對簿公堂，在上世紀30年代是轟動華社的大事。
事件最後以胡文虎辭職收場。沈儀婷認爲，此事與其說是閩幫與客幫之爭，不如說是陳胡在商業上的競爭較勁，以及兩人處事風格之間的摩擦。兩人二戰後冰釋前嫌，還攜手爲團結海外華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