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難，年底立案更難。記者隨機了解十多個基層法院，發現普遍存在立案難甚至不立案情況。
法院既想通過結案率提高審判效率，又希望力求消除其弊端，一些改革措施看似“科學”，最後仍滑向對數字的崇拜和追求，陷入“GDP式”怪圈。
司法是嚴重依賴于法官內心判斷的職業領域，僅僅依賴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
“年底”提前到了
每個法院都有自己的一本“日曆”。
徐偉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專職找茬者”。他是北京某區法院立案庭法官，但一到年底，他的工作就不再是立案，而是“擋差”——想方設法把案件拒之門外，“能不立，就不立”。
在法院內部，立案庭本是一個“清閑”部門，類似醫院的“挂號室”。徐偉的工作也並不複雜，只需對材料作初步審查，將符合法律規定條件、應予受理的案件按不同類型分給不同的審判庭審理即可。
不過，10月之後，各審判庭庭長就陸續到立案庭打招呼，“案子太多，忙不過來，把嚴點兒。”
這並不是徐偉所在法院的獨有現象。每年離年終還有一兩個月時間，全國各地法院就不約而同地限制收案。法院系統內部稱之爲“挂小號”。
一年一度“年終立案難”，已持續多年，其背後主導因素，是法院系統內部追求年終結案率。
結案率，即結案數與收案數的比例，作爲法院內部評價審判工作的主要指標，已沿用幾十年。年終結案率被認爲可最直觀說明全年審判任務的完成情況。
法院系統通常在每年12月20日統計全年的收案數和結案數，並計算出當年的結案率。法院往往提前一個多月控制立案，減少作爲分母的收案數，且避免新立案件來不及審結。
于是，一近年終，全國同喊立案難。
去年，有些地方法院的“年底”比往年來得更早。
剛過完“十一”，河南律師徐大富去鄭州某區級法院立案被告知，10月8日是今年立案的最後一天。律師尹富強去河北某法院辦案，也被告知從10月起不再受理案件。
尹富強打聽獲知，河北那家法院早早停止收案，是因爲今年要沖擊99%的結案率，“如果10月份還立案，可能就完不成”。
河南一些法院10月8日起就不再立案，原因是該省今年的“年終結案期”提前到11月10日。相應的，年終立案難也提前一個月到來。
民訴法規定，法院如果不立案，必須作出“不予受理”的書面裁定。但現實中，法院不立案只是口頭答複。有些案件等待兩個月後，就超過了訴訟時效，但沒有書面裁定，當事人無法向法院追責。
逼出來的“被動違法”
能勸撤就勸撤，不勸撤就想辦法調，輕易不出判。
偌大的立案庭空空蕩蕩。記者最近在北京的幾個基層法院看到，十來個立案窗口一般只開兩三個，有的只派一名法官當班。每天立案排號的數量被嚴格控制，來立案的人非常少。
徐偉所在的法院地處首都北京，不能公開宣稱不立案。于是，他變成了“找茬者”，比如法律規定立案需有“明確的被告”，僅僅提供姓名、住址和電話還不夠，他會要求當事人拿出被告人的身份證複印件；他還會說，“證據不足，補齊再來”。
按照民訴法規定，立案審查是“形式審查”，只要符合“原告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屬于法院受理和管轄範圍”等四項“形式要件”，法院就應當受理。
立案庭法官徐偉的所爲，有些已屬“實質審查”——證據是否充分，有無法律依據等等，這些本應由審判法官審理調查。
“有時我覺得我已不是在審查能否立案，而是在幫原告考慮能否勝訴。”徐偉說。他曾因放過一個“形式審查沒有問題”的案子進入審判庭，審判法官認爲證據不足有可能判決駁回訴訟請求，而向立案庭庭長投訴他“把關不嚴”。
根據法律規定，“判駁”後，當事人可以上訴，案件很可能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不僅將影響結案率，還影響“案件發改率”。徐偉因此被庭長一頓痛斥，“你嫌審判庭的事還不夠多嗎？”
“實在無可挑剔”，法院則采取“收案不立案”，或“收案立次年案號”等辦法避開年終計算結案率。
除了“找茬”，徐偉有時還得變身調解員。他所在的立案庭，專門成立了三人調解小組。法院正在試行訴前調解，即不立案，先組織調解，若調解成功，再補辦立案手續。如此一來，既可緩解立案壓力，又可提高調撤率，“一箭雙雕”。
民事司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通過審判確定社會行爲的規範和標准。“這是調解不可能做到的。”北大教授傅郁林說。正在修訂的民訴法，將訴前先行調解納入，未加以嚴格條件限制，這讓她感到擔心。
立案庭清閑下來，審判庭卻空前忙碌。立案數量較多的法院，法官們都加班加點，突擊結案，有的法官一天開幾個庭。當事人晚上、周末居然收到了開庭的傳票。
審理程序上能簡就簡。個別法官二審案件根本不開庭，只詢問當事人了事。某公司遭遇離奇狀況：該公司數個不相關的案件被全部合並到一個庭同時審理。
“一般能勸撤就勸撤，不勸撤就想辦法調，輕易不出判。”一位法官說。法官以判敗訴或勝訴也拿不到賠償威脅當事人接受調解，或以可退返訴訟費誘使當事人撤訴。
這樣做，一方面可提高結案率和調撤率，另一方面，即使當事人撤訴後再次起訴，案子通常也不會回到自己手上。如作出判決，則要承擔當事人上訴、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的風險。
執行局也想出變通的方法：以無財産可執行爲由，中止執行，強行結案；等結案率指標完成後，再以當事人發現新的財産爲由，重新申請執行。由此帶來一個現象：法院每年向人大報告結案率達98%以上，執行局卻年年都在清理積案。
一位基層法院法官坦言，年終立案難是“制度性違法”，法官其實也很無奈。
“工廠化管理”
如同GDP數字，結案率指標基本只提高不下調
以結案率作爲法院主要考核指標，已沿用幾十年。在北大教授傅郁林看來，這體現了在行政化管理思維之外，中國司法管理體制的另一特點——工廠化管理思維。
法院將法官當成計件生産的普通工人，片面追求數字和效率，意圖通過數字管理實現對“司法産品”的質量控制。
在很長一段時間，法官的收入與收案數量直接挂鈎，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結案率給法官帶來的壓力，刺激法官收案辦案。
上世紀90年代，傅郁林從《人民司法》的一項司法統計發現，每年第四季度因追求結案率，已出現立案難問題。但當時訴訟總量相對較小，這一問題尚未激化。
進入2000年之後，中國社會轉型加劇，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勞動合同法、新公司法等法律相繼出台，在社會糾紛調解分流機制欠缺的背景下，法院的訴訟壓力劇增。
徐偉所在的區級法院，是北京受案數量最多的基層法院之一，每年收案數量達3萬件以上，平攤到每個法官，每年辦案數量在兩百件以上。在他看來，法官如果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完成結案率指標幾乎不可能。
案子數量越大，結案率指標難度越大，不管是辦40件案子，還是辦400件案子，結案率面前，一律平等。
“這明顯不公平，”徐偉說，“所以，法院收案越多，年終立案就越難。”法院和法官作出的理性選擇是，提前關閉立案大門。
案件壓力不大的法院也不例外。
“結案率不尊重司法審判規律，”一位法官說，“如果12月20日爲年終結案期，12月19日收的案子同樣要算結案率，即使簡易程序也要三個月，我怎麽可能第二天就能結案？”
如同GDP數字，管理者提出的結案率指標，只有提高而幾乎不下調，除了考核壓力，也夾雜攀比因素。在北京某區法院，一位“非法官出身”的新任院長新官上任，提出了結案率100%的目標，結果當年該院的“年終立案難”直接變成了“年終不立案”。
結案率“難割舍”
“新指揮棒”在手，“舊指揮棒”還在用，而且更管用
2011年10月11日，河南省政協委員張弛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答複，稱今年4、5月份該省已對績效考核規定進行了修訂，將2010年考核的“結案率”改爲“法定審限內結案率”。他在年初提交了《法院應當改變案件結案率考核標准，解決人爲造成的立案難問題》的提案。
可緊隨這個答複，河南省各級法院年終立案難，去年如期而至。
11月3日，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率隊到河南南陽視察，張弛提問，爲何不取消考核年度結案率，只考核法定審限內結案率？旁邊一位主管審判的省高院副院長起身回答，“我們兩種結案率都要考核。”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開始試行新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考核指標多達33個，取代單一的結案率指標；2011年3月修訂，考核指標調整爲31個指標（俗稱“31率”），更取消沿用幾十年的“結案率”，代之以“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率”，即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數與結案數的比例。
年終結案率指標實際上並未被否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報》上發表釋疑文章稱，“結案率指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對結案率指標要“清醒、理智地對待”：一方面弱化其評價功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仍可作爲掌握審判進程的指標之一，用以發現問題、調整人員、整合力量，爲科學管理提供依據。
基層法院的院長們，一手拿著“新指揮棒”，一手拿著“舊指揮棒”。今年年底立案難的法院，幾乎都爲了保結案率。
“每個月法院通報審判工作情況，首先說的是還有多少案子未結。”沿海某地級市中院一位法官告訴記者，該院已使用“31率”，但該省原來的14個指標（俗稱“14率”）依舊有效，排在第一位的是“累計結案率”。
“基層的法院院長不可能不關心結案率。”曾在某中院挂職副院長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遊偉說，效率被認爲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體現，比如久拖不決現象當前依然突出，對當事人傷害巨大。上海的法院也強調“一定的結案率”。
目前法官的整體職業操守和專業精神，仍難如人意。“從法院院長的角度，還沒有找到更好的內部管理辦法。”遊偉說。
外部評價標准，也令結案率指標難以被舍棄。
在考核體系中，年度結案率仍是最具標志意義的指標。在各級法院向人大所作的報告中，一般只有受案數、審結數以及執結數，才會醒目地出現在最開頭，概述法院全年工作成績。前兩個數字形成的比例，即爲年度結案率。
西部某省會一位新上任區法院院長，最近向上級抱怨自己分到了一個案件較多的區，擔心結案率不保，“人大報告會不好看”，更會影響同級黨委對法院工作的評價，竟整夜失眠。爲此，他管轄的法院從10月15日起就提前紮緊了“立案口子”。
“結案率上不去，影響法院、法官的評先評優，影響獎金福利，也關系法院院長、法官的提拔晉升。”西部某省會中院一位法官說。
目前基層法院經費嚴重依賴地方財政。“現在不是說案多人少嘛，你辛苦了，辦了多少案件就拿多少激勵的錢。”遊偉告訴記者，一些地方政府將辦案數量與獎金挂鈎，令法院難抑追求高結案率的沖動。
針對年底人爲控制收案、季末年底突擊結案現象，三令五申並不管用。2008年，最高法院提出“以均衡結案促進司法公正高效的新思路”，試行三年後，今年在全國法院正式使用。其邏輯是，將年終結案率的目標壓力分攤到各季度和月度。
去年10月31日，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報》發文，稱不甚科學的結案率考評指標是影響均衡結案的直接原因，法院領導和法官不重視均衡結案，是主要原因。
“爲了對‘上’負責，（法院領導）想盡一切辦法提高結案率。”這位法官說。
走出“數字迷失”
消除數字崇拜，不是讓數字消失，而是要尊重司法規律和司法獨立，讓法官像醫生一樣，真正以其職業精神辦好案子
衡量結案是否均衡的指標是“結案均衡度”，也被納入“31率”，有著極爲複雜的計算公式。
“法官看不懂，領導也困惑，”上述西部省會中院法官告訴記者，“通俗地講，各月結案數越接近平均結案數，說明結案均衡度越好。”他所在法院的司法統計人員想到一個便捷方法，即根據往年情況確定平均一年的收結案數，再均攤到每個辦案法官。
結果，法官們掉頭追平均數，有的法官想出點子——將已結案件預留不報，或拖延案件審結時間，以保持平衡。
強大的慣性讓基層法院深陷數字崇拜，即使推出“客觀、全面、科學”的新案件質量評估指標體系（“31率”）也不例外。
上述沿海某中院的法官曾深入研究“31率”，他告訴記者，新指標體系直接使用確實存在問題，還需等待最高法院根據近年情況，確定評估指標的合理值、警示值，最終才能得出綜合指數。
合理值應是一個區間，警示值則是必須要達到的最低要求。目前，法院采取的方式是對單個指標值進行排名，于是出現追求極端數值現象。
記者看到，不少地方法院向人大報告工作時，特別強調“審限內結案率”，而百分百的數字比比皆是。在審限內結案是法律基本要求，但在目前，這樣的成績單不免讓人懷疑。
2010年年底，東北一基層法院與當地交通事故處理大隊和勞動仲裁機構合作，將已處理的事故材料僞造成案件材料，搞假立案再撤訴，結果結案率和調撤率奇高，被中院和高院樹爲先進典型，甚至引起最高院注意，前往調研，事情敗露，相關人員被內部處理。
數字的弊端衆所周知，但完全取消也不現實。徐偉也不主張取消結案率，“一旦取消，法官就更沒有辦案的動力了”。
“現在是抽他鞭子，在數字高壓的情況下，好像是不得不實現公正和效率，這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局面，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遊偉認爲，法院內部的行政化管理體制需要改變，去除其行政機關和工廠色彩。“尊重司法規律，按司法規律辦事，法院院長說了很多，但研究得太少。”
北大教授傅郁林認爲，應該放棄對法官的一切負面考核指標，從追求司法效率回到對審判質量的真正關注上來，通過內部激勵，激發法官的職業良知和職業榮譽感——這正如醫生的醫德一樣重要，卻是目前法官隊伍缺乏的。
“在司法這樣一個嚴重依賴于法官內心判斷的職業領域，僅僅依賴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傅郁林說。（徐偉爲化名）
來源：民商事法律、法律幫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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