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信息法令會否抑制學術研究成了國會辯論打假新法案的其中一個主要課題。有學者擔憂若所持意見與政府不同，或研究結果有違官方立場，就會抵觸新法令。
官委議員特斯拉副教授昨天參與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案二讀辯論時，分享他研究了政府在2015年至2019年，如何應對一些網絡信息的方式。
他說，政府這段期間共采取了170次行動，其中110次只是澄清政策，而其余60次有53次明確指出哪些信息有問題，以及信息的出處。
其中10例是政府不認同某些根據事實得出的結論，例如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前年發布的數據顯示，獲社區關懷計劃援助的人數在2012年至2015年間激增，有網絡媒體指這是“新加坡史上最糟糕的貧困情況”，遭該部門指這說法“不正確”，並解釋人數增加是因爲政府有更慷慨的社會福利政策。
在大學任教的議員殷丹博士（宏茂橋集選區）指出，學者極爲重視學術研究自由，而以往曾出現學術研究報告的“事實”可能被認作虛假的，或與政府部門或機構的數據相抵觸。
“例如教育部或人力部資料可能顯示本地學府和工作場所沒有太多歧視事件，但這些是根據受害者通報所得的資料，一定會有人沒有通報，所以數據未必是反映實況的”。
她希望政府澄清新法令會如何影響學術研究自由，而學者若能證明自己在研究時秉持誠信，即便研究結論可能抵觸甚至有違官方說法，都不必提出上訴。
工人黨非選區議員貝理安則擔憂新法律會否導致媒體和學者在行事時過于謹慎，甚至在研究與政府立場相抵觸時，選擇自我審查或削弱研究成果，以免抵觸新法律。
工人黨主席、議員林瑞蓮（阿裕尼集選區）則以一起在15年前涉及兩名經濟學者的事件爲例說，掌握大量資料數據的政府若沒有完全釋出資料，會導致學術界因信息不足而散播假信息。
2003年，南洋理工大學學者陳企業副教授和陳抗副教授發表本地和外地就業研究報告時，結論是“過去五年，四分之三的新工作由外地人獲得”。
人力部當時駁斥說數據顯示“每10個新就業機會，有九個由新加坡人擔任”。
兩位過後澄清，他們低估了人力部報告資料的局限，而時任人力部代部長的黃永宏醫生指出，這不是政府資料不夠透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