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中有的想享受二人世界，有的要爲事業打拼，有的則還在尋尋覓覓……在新加坡生育率不斷創新低的大趨勢中，他們是不可忽視的一群。
“成家立業”的古人智慧對他們來說有相反的新時代诠釋，“立業成家”恐怕才是更多年輕夫婦趕搭的人生列車。
學者和過來人接受《聯合早報》采訪，分析年輕人先立業後成家，晚婚晚育的人生規劃有何好處缺點，以及鼓勵生育政策加碼能否逆轉生育率下滑。
晚婚晚育趨勢單從數據就能窺見一斑。新加坡統計局7月公布的2018年結婚與離婚概況顯示，我國去年共有2萬7007樁婚事，比前年的2萬8212樁少。男性首次當新郎的年齡中位數從2008年的29.8歲略升至去年的30.2歲，女性則從2008年的27.3歲提高至去年的28.5歲（見表）。
移民與關卡局的2018生死注冊報告也指出，女性似乎越來越晚育，她們生育第一胎的年齡中位數，從2009年的29.7歲提高到30.6歲（見表）。
我國整體生育率繼前年降至1.16後，去年再跌至1.14的新低，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
協助管理人口政策的人力部長兼內政部第二部長楊莉明最近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出，本地年輕人在感情上普遍抱著“隨緣”態度。這群“回聲潮世代”（Echo Boomers）是我國結婚率與生育率下跌的主要原因。“回聲潮”指的是二戰後嬰兒潮的下一代，大約在1985年至1995年之間出生。
楊莉明說：“年輕人越來越遲婚，也更遲生育，因爲他們覺得保持單身或婚後不生育沒什麽問題。”
在楊莉明看來，“回聲潮世代”的女性都受過良好教育，職業抱負也不遜于男性。另外，現在的年輕家長有更多想追求的興趣，他們單身時從事的活動，生育後也不願放棄。
先拼事業 再生孩子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陳恩賜告訴《聯合早報》，拼事業、提高社會地位和隨之而來的收入，是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晚婚晚育一大因素。
“他們認爲，要做出成績就要對事業投入，這樣才能賺取一份甚至兩份高薪。很多人雖想要孩子，但覺得投入的時間、金錢和體力，跟他們所追求的事業發展和生活方式不相稱；又或者他們認爲，眼下世界亂象不適合孩子成長。
結婚四年的丁克族（Double Income No Kids，簡稱DINK）湯姆（假名，33歲）和傑西卡（假名，31歲）在不同公司擔任初階主管，住在鄰近市區的三房式組屋，是典型的享樂主義者，崇尚毫無拘束的生活，平時喜歡在家招待朋友，或者帶著領養的狗散步。
夫妻倆受訪時說，兩人對不生孩子的想法一致，認爲結婚是爲了攜手陪伴，不是爲了生孩子。湯姆表示，妻子若想要小孩，可申請當寄養父母。傑西卡認爲：“生兒育女好處，無法取代我們的理想生活方式，或是做一個隨心所欲的人。”
學者：政策加碼難逆轉生育率下降趨勢
考慮到國人遲婚，明年起45歲的人工受孕年齡頂限將消除，可申請額外托兒津貼的家庭月入頂限也將從7500元大幅調高到1萬2000元。陳恩賜認爲，政策應該能放緩生育率下滑的趨勢，但無法逆轉大局。
“我認爲應該培養一種更以人爲本的世界觀，將生産力和資訊科技帶來的實質性好處，轉化爲更優質的生活，讓人們有時間享受天倫、追求夢想、好好休息。”
要做到這點，陳恩賜認爲，人們應重新規劃生活重心，提高經濟生産力，把財富更均等地分配給主要是中等階層的公民，讓他們過上有質量的生活。
過來人：生孩子最好是接二連三
“回聲潮世代”的出世，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帶給新加坡一輪嬰兒潮，隨著他們進入養兒育女高峰期，我國生育率會否迎來新契機？陳恩賜認爲，這應該只是昙花一現。
好爸爸中心主席雲大玮（62歲，獵頭公司總裁）23歲就結婚，婚後七年才迎來老大。他的三個女兒年齡很接近，老大31歲已婚，小的27歲。
他以過來人身份說，現在生活壓力和開銷大，年輕夫婦先拼事業、再生孩子無可厚非——夫妻雙方性格更成熟，經濟能力也較穩定。
“只要身體狀況允許，35歲左右生都可以。生孩子最好是接二連三，一次過咬緊牙根，孩子長大後你就會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常勸年輕夫妻，在計劃生育範圍之外多生一個，以免老了後悔當年少生一個，所以我原本只想生兩個，後來又再生一個。”
【個案一】張穎詩：在最佳時刻迎接寶貝
張穎詩（37歲）跟老公陳志明（40歲，數據存儲硬件公司報價分析員）交往八年才結婚，婚後又當了八年的“丁克族”，去年10月生下兒子陳信泉，如今寶貝已經10個月大。
相處多年後，夫妻倆的感情升華到新高度，日常生活也更有默契。張穎詩認爲，這對適應寶寶到來後的種種壓力幫助很大。
“我們聽過朋友生了孩子後家裏出現很多摩擦。我們很遲才生孩子，感情基礎比較好，兩個人的‘團隊精神’十足；即使爭吵，也只是換尿片時另一人沒預先准備濕紙巾這種小埋怨。”
張穎詩和陳志明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念書時認識，拍拖的時候就希望能多了解對方、給彼此空間，因此一直沒急著結婚，而是以自己的步伐慢慢立業成家，一切順其自然。
兩人相似的家庭背景也是他們不急著有孩子的原因之一。張穎詩八九歲隨父親從香港來新加坡求學，在本地長大，父母後來常年在香港工作。陳志明土生土長本地人，父親在荷蘭工作，現在回來退休。父母不常在身邊，他們少了“催婚、催生”的壓力。
“我們兩人都愛旅行。我在生孩子之前，跟隨丈夫到美國住了兩年，回國後我們又經常旅遊，常常趁著周末到香港探望父母，或是到泰國、越南等地。知道自己懷孕之後，我更是每個月都出國，因爲想到以後出遊沒那麽容易了。”
兩人住在五房式組屋，想自己帶孩子，所以沒請女傭，再加上父母不在身邊，孩子三個月大時就送到托嬰中心，幸運的是，住家對面就有教會開辦的托兒所，扣除基本津貼後，每月托嬰費大約700元。
小信泉在托嬰中心適應得不錯，公司對張穎詩也非常照顧。她在新加坡樟宜機場集團的全資子公司樟宜機場管理投資公司（Changi Airports International）擔任公關部副主任，公司允許她在結束四個月産假後的一年裏，每個星期只在星期二、三和四工作。
“我對此非常感激。不是每家公司都會答應員工這樣的要求。這樣一來，我既能見證兒子的成長，也能兼顧工作以及我重視的財務獨立，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雖然沒刻意拖延生孩子，但如果可以再來一次，張穎詩還是覺得現在有孩子是對的時機。
“如果是20多歲30出頭，我可能不像現在這麽成熟、有耐心。現在朋友們的孩子都長大了，我可以觀察和吸收他們的育兒經驗。再加上經濟能力比較好，我們可以給寶寶買比較好的床；孩子出生後的第一個月，我們就決定買車，也有能力送孩子去托嬰所。這一些放在較前階段，都會是挺大的經濟負擔。”
不過，張穎詩坦承年輕時候生孩子，體力可能會比較好，現在如果要再追一個孩子，會先考慮自己的年齡，以及思考今後如何才不會爲孩子帶來負擔。她現在已開始積極爲退休做規劃。
【個案二】黃翠燕：一切都是值得的
黃翠燕（38歲）與丈夫拍拖約三年後在30歲結婚，過了三年的二人世界後有了女兒。夫妻倆原本計劃“兩個就夠了”，沒想到第二胎是雙胞胎兒子。同一時間迎接兩個小生命，夫妻倆的開銷與精力頓時加了一倍。
有了孩子後，家裏熱鬧溫馨，女兒莉馨已經5歲，雙胞胎兒子明凱與明哲3歲，都能與父母有更直接的互動。對身爲獨生女的黃翠燕而言，看見孩子從小建立手足情，覺得特別可貴。
在一家教育學府當公關的黃翠燕慶幸工作地點設有托兒所，方便接送孩子。
孩子滿18個月後，她安排他們到工作地點的托兒所。托兒所由夥伴業者開設，加上職員享有折扣，以及職業女性獲得的基本托兒津貼，每月得爲每名孩子自掏學費大概550元，加上孩子在托兒所上的增益課，是另一筆約300元的費用。
如今孩子上托兒所，育兒安排算是比較穩定，但當新手媽媽和照顧雙胞胎的初期卻極富挑戰性，得靠父母和女傭幫忙。
生下長女後，黃翠燕與丈夫詹興揚（40歲，研究員）有一段時間與父母（現72歲）同住。父母那時已退休，考慮到兩老的健康與年紀後，夫妻倆決定聘請女傭幫忙照顧孩子。
雙胞胎兒子出世後，他們有一段時間住進公婆家。兒子出世後的第一年，夫妻倆另聘一名女傭幫忙，專門照顧雙胞胎。
“兒子要喝奶、大便的時間都一樣，同時照顧兩人真的不簡單，晚上也比較辛苦，不得不在那一年多請一名女傭。
“雙胞胎很‘黏’彼此，其中一個晚上不想睡，就會影響另一個。兩人還會輪流‘搗蛋’，需要很大的耐心。”
建議雙胞胎父母享較長育兒假和産假
明白雙胞胎父母育兒挑戰大的黃翠燕認爲，這些家長享有的産假、育兒假應該比一般父母多一些，畢竟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都加倍。
黃翠燕懷雙胞胎當年35歲，自覺壓力有些大，擔憂體力和精神能否應付。她都是生産後四個月回到工作崗位，慶幸丈夫是親力親爲的好父親，會善用陪産假，平時會幫忙分擔育兒工作。
目前居住在盛港執行共管公寓的一家五口少不了女傭好幫手。女傭每天陪著黃翠燕帶孩子一起搭德士“上班”，這一程原本由丈夫接送，女兒較大後她改爲預召德士“上班”，放工後才乘丈夫的車回家。女傭早上隨行搭德士，幫忙看顧孩子，再自己回家。起初，雙胞胎不習慣坐陌生人的車子，需要花時間哄他們上車。
不完全是爲了拼事業
養兒育女過程中方方面面的考量與瑣碎事，只有身爲父母者能感同身受。婚後沒馬上計劃生育，先享受二人世界，這也是現代夫婦的選擇。
黃翠燕自認，他們不完全是爲了拼事業，而是覺得還沒准備好，想先慢慢品味“個人空間”，加上她原本只想生一個，沒有“特別急”的壓力。不過，丈夫來自大家庭，希望女兒有弟妹。
五年沒出遠門旅行的夫妻倆下個月將帶三個孩子到澳大利亞旅遊。生育孩子前，夫妻倆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旅行，地點可遠至歐洲，但過去五年只選擇到馬來西亞或泰國做短假遊。
育兒過程中不免得放棄一些個人時間，但黃翠燕體會到天倫之樂。“我是獨生女，成長期間覺得家裏很安靜，現在家裏三個孩子活蹦亂跳，大女兒還會陪弟弟玩，感覺整個家熱鬧有活力。
“孩子現在建立的手足情，相信有助他們日後相互扶持。這些年來雖然的確覺得累，但我們夫妻也深深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