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席卷全球的各類學生運動中，年輕人滿腔熱情關注不同議題，青年鬥士形象鮮明，這對本地大學生也産生一定影響。
隨著學生群體行動意識提高，本地大學校園出現以政治通識教育爲主軸的倡議組織，不刻意推動特定議題，推廣並促進包容社會，拒絕極端行爲。
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令楊偉堅（26歲）甚爲難忘。
今年4月，新加坡國立大學女生馬芸把她在宿舍沖涼遭偷拍的經曆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一石激起千層浪，同學之間很快地開設聊天群組，自發討論如何向校方提出反饋，接著有不少人在大學城舉行的大會上表達不滿與訴求。
那段日子，楊偉堅感覺校園裏有一股很強的行動意識，這對他來說是相當少見的。“大家都充滿激情。不只限于討論和表達想法，當時很多人都付諸行動，推動校方做出合理回應。”
楊偉堅對“行動主義”（activism）並不陌生。不論是在推廣青年政治意識普及方面，或是支持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LGBT）議題上，他過去一直站在前線；在與他年齡相仿的年輕人群體中，他也是較積極參與公民社會活動的一員，並且還在校園內成立新的倡議組織，領導和他有相同熱忱的同學。
即便如此，馬芸事件在學生群體中引發的效應，仍讓他感到驚訝。這位耶魯—國大學院法律與博雅教育雙主修畢業生受訪時指出，不管是啓發馬芸采取行動的反性侵“我也是”（#Me Too）運動，或是LGBT和反氣候變化等議題在世界多個地方掀起的浪潮，都顯示行動主義正透過互聯網這個重要載體變得全球化，而青年將是最直接受這類運動影響的。
各種議題都可能沖擊大學校園
楊偉堅指出，校園最可能受各種議題的發酵沖擊，讓大學更可能成爲主要角力場，學生群體與大學管理層下來都應該關注這股趨勢。
自認是行動主義分子的楊偉堅，也在反思學校是否推動行動主義的最佳場所。他說：“我認爲我們在用熱情挑戰各種框架時，也有必要退一步思考。像集體罷課或靜坐抗議這類行爲就逾越了我的底線。我認爲這麽做反而馬上縮小校園自由空間，限制積極正面的討論。”
楊偉堅所形容的這種矛盾心理與處境，正是近年校園內一些較新的倡議組織必須面對的。
根據《聯合早報》統計，2015年至今，本地大學出現至少五個由學生發起並全權管理的倡議組織，其中有兩個組織將宗旨設定爲更廣泛的政治教育普及化，而非推動特定議題，讓校園內的政治參與能多一點包容，少一些極端。
以政治通識教育爲主軸 CAPE和NAPS不刻意推進個別議題
2017年成立的青年組織“推廣倡議與政治教育社群”（Community for Advocac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簡稱CAPE）是其中一個例子。一群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與耶魯—國大學院的學生當初成立CAPE，主要是發現到許多年輕人雖想要參與政治，卻不了解本地政治和法律程序，不清楚要怎麽通過合法管道，向政府與領導人提供建設性的反饋。
CAPE協調人尤偉傑（23歲）和負責組織對外聯系的劉憶儀（20歲）受訪時一再強調，他們理解在校園內做政治推廣有局限，辦任何活動時會謹慎考慮政治敏感度。合法、理性和非黨派，是他們反複強調的三大原則。
尤偉傑提到近期香港社會矛盾在校園與青年群體中蔓延。他說：“很多新加坡人只會在網上宣泄，這是個危險的現象。
“一旦國人認爲自己的意見被政府忽視，感覺自己在打造社會方面缺乏話語權，便可能導致社會分裂，甚至走向極端或暴力。在香港就看到這樣的例子。”
由南洋理工大學學生成立的“南大無黨派協會”（Nanyang Apolitical Society，簡稱NAPS）以及CAPE的活動，都以政治通識教育爲主軸，不會刻意推進個別議題。
NAPS在較活躍的時候會在網上發表有關新加坡政治和政策的評論，CAPE則會在網上發表文章與圖表，解釋公民向國會呈交請願的程序、議員接見選民機制的運作等，並且定時追蹤國會開會情況，包括統計與整理代議士在國會的發言。該組織也定期舉行學習坊，這些活動有時面向大學生，有時也開放讓公衆參與。
義順集選區議員黃國光曾帶著他的國會助理，一同幫CAPE主持“國會101”學習坊，向年輕參與者解釋國會的基本運作。根據他與學生組織接觸的經驗，他認爲本地不少年輕人都有意通過研究和佐證等理性方式，推動社會改變。他相信學生在校園“搞政治活動”，不會輕易越界。
黃國光是本地關愛動物研究協會（ACRES）的創始人。對比當年的行動主義分子與今日的年輕人，他表示現在的學生組織在推動議題時不再只限討論，他們會希望動員更大的群體，也有能力和渠道這麽做。
本地校園行動主義特點
■大多議題受全球運動影響
■互聯網是主要信息接收和溝通載體，但活動不僅限于線上
■采用寫請願書和公開信、辦集會與對話會等手法，號召青年參與
■采取理性、論證和非對抗式姿態
■部分組織以政治通識教育爲主軸，不刻意推進個別議題
行動意識未必能在校園實現
研究本地學生運動的學者指出，校園內出現政治行動主義至今仍讓人民行動黨政府非常緊張，近期一些大學校園事件中，校方的處理與官方回應顯示，政府不會放松對學生組織與活動的監管，校園的大環境還是“去政治化”。
自1950年代學生運動後，本地校園內幾乎就不再有政治運動，英國曆史學者瑪麗·滕布爾（Mary Turnbull）曾評斷說，新加坡學生行動主義已經終結。不過，圍繞不同訴求的全球學生運動近來在本地校園裏吹起一陣風，年輕人開始更主動地在校園內組織活動，爲他們的理想和信仰發聲。
黃堅立：年輕人政治意識提升
新加坡國立大學曆史系黃堅立副教授分析說，如今校園內學生更具有政治意識，主要是新加坡過去幾十年在教育發展方面投入大量資源，新一代青年受教育程度高、旅遊見識廣，也能輕易接收不同資訊，而社會中産階級的擴大，也讓青年政治參與訴求提高，這和過去校園學生運動的性質不同。
不過，他指出，由于政府會抑制校園內政治空間的擴大，在校園內萌芽的任何行動意識最終可能必須在校園外才能實現，學生或必須加入一些非政府組織、參與公民社會，或直接參加政黨活動。
他說：“年輕人政治意識的整體提升是否推動學生從原來的政治冷感，轉爲行動主義的實現，也存在未知數。眼前有太多阻擋因素，如年輕人可能步入人生新階段，也得照顧基本物質需求，如事業發展、家庭組織等。”
陳慶文：與校園倡議組織溝通 大學管理層須尋新模式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認爲，校園裏出現的新一代行動主義由于有全球化色彩，學生必須保持警惕，確保活動合法且沒有外部勢力侵入，時刻掌握主導權。
但他也指出，這不代表這類推動特定議題和有高行動力的組織，應直接被當成懷疑對象，學校管理層必須適應新趨勢，找到與這類倡議組織溝通的新模式。
未來校園可能出現更多倡議組織
由耶魯—國大學院學生成立的“去化石燃料”組織（Fossil Free Yale-NUS）今年9月與其他青年一同舉辦新加坡氣候大會，也在網上發起請願書，呼籲國大最遲在2024年從所有化石燃料公司撤資。
組織負責人莫勇傑（24歲）指出，本地其他大學的學生表示對環保運動和對抗氣候暖化有興趣，向他詢問如何在校園內成立類似組織。他說：“校園內對倡議活動的接受度顯然提高不少，學生也更願意爲社會獻力。我相信未來校園內會出現更多倡議組織。”
政治通識教育走進初院和理工學院
一些學校教師在參與了本地大學倡議組織辦的政治通識學習坊後，對這類活動的接受度提高。過去兩年，由CAPE等組織辦的學習坊也開始走入初級學院和理工學院。
萊佛士書院和諾雅初級學院受詢時，解釋校方如何確保學習坊的內容與學習目標契合。
萊佛士書院的五年級與六年級學生目前可選擇參與長達一年的萊佛士社區領袖與公民（Raffles Community Leadership and Citizenry，簡稱RCLC）輔助計劃。透過這項計劃，CAPE分別在去年和今年到校園內舉辦學習坊，主題圍繞新加坡的國會程序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每場有約20名五年級生參與。
發言人說：“在活動開始前，負責RCLC的教師會與講者溝通，確保講者理解校方設定的學習目標，並根據目標准備學習坊的資料。學習坊舉行時，教師全程在場，確保按計劃進行，在必要時協調講者與學生之間的交流。”
CAPE至今在諾雅初級學院則舉辦過三場研討會，向學生講解我國的權力分立制度、法律制定程序，以及《世界人權宣言》。有約30名學生至少參與一場研討會。
共和理工學院今年10月也邀請CAPE到校園，透過角色扮演的創意方式，讓學生理解國會如何通過重要法案，以及公民社會的運作。
學生倡議組織行動事件簿
■2019年11月：聲援代步車送餐員
■2019年9月：舉辦新加坡氣候大會
■2019年4月：國大女生遭偷拍事件
■2018年10月：請願要求國大不投資于不環保企業
致力保護環境的兩個國大學生團體在網上發起請願，要求國大最遲在2024年不再投資于和化石燃料相關的公司，轉而把資金投入對環境負責任的企業。
■2018年3月：靜坐抗議校方未充分聽取學生意見
學生在耶魯—國大學院發起輪流靜坐抗議，不滿校方決策時未充分聽取學生意見。抗議的學生要求校方恢複每月一次的大型對話會，並在制定會影響學生的決策時確保有學生代表參與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