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丁荷生和高級研究員許源泰博士率領的研究團隊這幾年造訪本地各大會館、廟宇、墳場，展開了工程浩大的資料搜集和編碼整理工作，目標是建立1819年至2019年八代新加坡先賢的個人和人物關系網絡大數據庫。
除了聚焦華人領袖，本地的華社研究也放眼曆史上的“小人物”，進一步通過大數據譜寫華社領袖和中低層社會人物的關系網絡。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丁荷生、高級研究員許源泰博士率領的研究團隊這幾年造訪本地各大會館、廟宇、墳場，展開了資料搜集和編碼整理的工作，工程浩大。
2017年，團隊開始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來捕捉新加坡曆史。而自去年2月，由國家圖書管理局、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以及國大中文系攜手共創的“新加坡人物傳記數據庫”正式上線以來，數據庫共收錄了200位本地重要華社領袖以及由他們擴展而來的社會關系網絡，把研究帶到了一個新階段。
許源泰指出，數據庫的建立是從“大人物”出發，並已整理出約1000名華人領袖的資料。他們的計劃是建立1819年至2019年八代新加坡先賢的個人和人物關系網絡大數據庫。以每25年爲一個階段，目前團隊正在整理收錄于《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中約5萬人的資料。
許源泰說，這5萬人是一個龐大的網絡，從會館、廟宇和碑文搜羅而來，其中大多數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這些中層階級和低層階級人物，也是構成華社的重要分子，卻常被學界忽略。”
從會館特刊墳場墓碑搜集新資料
此外，團隊也在開拓新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從各大會館收集的會館特刊，以及從墓碑上手抄而來的死亡記錄，經過團隊的辨認和數碼化後，從中整理出記錄于1922年至1972年的6萬2000多個人名。
“目前學術界從來沒有把這批資料列入研究範圍。”許源泰說，保留下來的都是武吉布朗墳場的墓碑記錄，由國家文物局提供，其中大部分人都屬于福建籍貫。
丁荷生和許源泰也帶著學生親自到武吉布朗墳場尋找更早期的墓碑，目前已經找到了1500多個清代時期的人名。而在被發現的墓碑當中，年代最久遠的刻于1824年。
許源泰透露，團隊這兩年來已經爲這批墓碑成立了獨立的資料庫，將來也會與“新加坡人物傳記數據庫”接軌，讓墓碑的地理信息和人物的個人信息相結合，打開新的研究視角和方向。
團隊也與新加坡族譜學會合作，收集了100多部家譜資料，主要來自福建和廣東，其中也包括來自潮州的家庭。許源泰說，明朝和清朝時期有大量的移民遷徙至新加坡和台灣等地，通過研究家譜，可以看出離散于兩地移民之間的關聯和差異。
許源泰也指出，在美國和台灣等地的人物研究主要專注于“仕”，即知識分子，“不過新馬一帶早期都是商人和工人爲多，他們往往通過建廟、建會館而留名。我們研究的切入點因此很不一樣。當然量很多，困難也很大，建立這樣的資料庫因此不容易。”
國大中文系碩士生張文博（23歲）、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鄧凱恩（21歲）都是團隊一員，分別參與了廟宇和墓碑的研究工作。
鄧凱恩說，田野調查的過程十分嚴謹，墓碑上的資料須仔細分類、辨認和校對。整理後的資料還須進一步編碼，才能收錄在資料庫以便分析。
許源泰相信，這項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華人社群在本地的活動足迹和互動過程，“新加坡的會館和廟宇總是在不斷搬遷，許多記錄都在流失，許多人名也有所重複。但通過電腦的識別和編碼，可以幫助我們串聯出一個網絡，看到人腦和肉眼所看不到的東西，提出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