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的沖擊情況惡化，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將在必要時尋求哈莉瑪總統批准，動用國家儲備金。
王瑞傑在總結新財年財政預算案辯論時指出，政府在新財年財政預算案無需動用過往累積的國家儲備金，是因爲政府堅守前人謹慎的精神，才能在現屆任期累積足夠盈余，推出財政措施提振經濟和協助國人。
王瑞傑說：“多數發達國家的人民都在支付上一代人的花費。新加坡情況正好相反，這要感謝建國一代領袖的遠見及政策，國人如今才能享受到先輩節約所帶來的好處。”
工人黨非選區議員貝理安在參與辯論時詢問，政府是否能減緩國家儲備金的增長，釋出更多資金來投資在國人和企業身上。
王瑞傑昨天回應說，2019財年的國家儲備淨投資回報貢獻（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簡稱NIRC）總額170億元，是政府最大筆的收入來源，幾乎足以支付教育部和貿工部的開支預算。
如果沒有這筆貢獻，就算把個人所得稅及消費稅率調高一倍，都將入不敷出。
上一次動用儲備金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政府上一次動用儲備金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當時，全球金融市場陷入動蕩，多國政府急于保護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時任總統納丹批准時任政府動用1500億元儲備金，在2008年10月至2010年12月間爲新加坡銀行體系的存款提供擔保，穩住國人信心。最終，這筆錢分文未動。
2009年，納丹前總統批准政府從國家儲備金提取49億元用來資助部分振興配套（Resilience Package）。一年後，經濟強力回彈，政府也將錢還給儲備金。
王瑞傑說，對毫無天然資源的新加坡來說，國家儲備金是支持國人應對世界局勢動蕩起伏的定心丸。“政府今天可以不做艱難而痛苦的抉擇，不調高消費稅，轉而動用國家儲備金，但未來世代很快也將因此失去我們今天享有的好處。”
他回憶起國會在2001年立法允許政府動用國家儲備金投資回報時，時任內閣資政李光耀說過“任何政府須向誰負最大責任？不是這一代，也肯定不是上一代，而是未來世代。”
王瑞傑以華語總結演講時形容這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如果政府動用儲備金或過度依賴它的投資回報來應付經常性的支出，就等如破壞，甚至砍伐了這棵樹。
我國通過儲備金賺取的淨投資回報過去10多年大致呈現上揚走勢，在2019財年相當于國內生産總值（GDP）的3.3％。相反地，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OECD成員國在同一期間必須爲政府債務償還的利息，相當于GDP的約2％。
另一方面，胡美霞（西海岸集選區）詢問政府是否應調高所得稅及財富稅，而非消費稅。
對此，王瑞傑指出政府近年其實已這麽做。例如在2010年及2013年上調估值較高的住宅房地産稅（Property Tax），在2015年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20％上調至22％，以及在2018年上調估值100萬元以上的住宅房地産買方印花稅（Buyer’s Stamp Duty）。
王瑞傑透露，政府將繼續調整所得稅及財富稅，以累進和公平的方式來提高稅收。